【核心提示】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晚清洋务运动之后，国门打开，硝烟随着不平等条约散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以语言输入为前奏，西方语法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各类双语词典和专科双语词典不断涌入，母语安全其实已经发生问题。用西方语言学思想统帅汉语的局势，一个世纪以前形成。

　　“国故派”与欧化主义的对立

　　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两种思潮也就绝然对立起来。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中明确提出要对西方文明采取“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成为同义语。与此同时，对中国文化采取极端虚无主义的吴稚晖则表示，中国的道德“都是低级和粗浅的”，而欧洲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总体是高超的”。

　　为了抵制这种当时已经成为学界潮流的全盘西化思想，产生了“国故派”。其领军人物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最著名的论断是“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另一位代表人物黄节将“国粹”定义为“国家特别之精神”，他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肚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弊，为人类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国故派”主张：要看到自己母语的特性，自己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不可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尚西方、全盘西化。

　　“语言是工具”抽掉汉语人文性

　　如果从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看，中国近代语言学史应当从章太炎将旧“小学”转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开始，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受西化思想影响，人们无形之中认为中国科学的语言学从《马氏文通》开始。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样的语言学究竟为我们注入了什么特点？需要做一个简单回顾。

　　20世纪初，辛亥革命虽然取得胜利，但几千年帝制推而不倒，不断复辟；与此同时，封建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作为精神层面的“国故派”，虽然旨在提醒维护民族独立的重要性，但在形式上与旧思想的界限难以划清，现代化的意识尚未明确树立，因此未能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新文化的模板是欧美的“文明”，在西化和国故的对决中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从那时起，“西化即现代化”的意识形成。

　　汉语研究受西方语言学观念与方法的影响至深。举例来说：结构语言学教给我们最有用的是共时语言的描写，这里面凝聚着几个观念：共时与历时、语言系统、描写。音系和音位的概念也是西方教给我们的。如果立足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来吸收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对汉语语言学发展有利；只不过，这些对西方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适合的观念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国语言学顶层，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思想被无形中凝固在研究中：一个是“形式化”，另一个是“抽象”。可以看出，“语言是工具”的思想否定了“文以载道”的合理性，仅仅把语言看成“器”，看作一种符号、一种形式。信息时代到来后，汉字进入计算机，中文可以进行信息处理，资源库、语料库、数据库产生，作为符号的汉语和汉字的数理特性，也就更为彰显。受到泛科技思潮的影响，语言文字研究更多采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数据”成为一种科学的标记，也成为语言文字学不可或缺的手段。

　　文气挟持传统

　　回眸当代语言学发展，上述几个时期被冲击到几乎没有声响的，是我们的语言学传统。

　　作为符号系统，语言确实是人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是，语言首先是人说的话，不是只有形式，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语言文字是符号，但这种符号不是纯数理符号，而是人文符号。语义是语言的内容，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是语言。意义不是纯粹客观理性的，是包含经验的，意义关系呈不等距的网络状，不能抽象为完全等距的数理符号。汉语恰恰是重意义，而意义又是隐形、内化的，如果我们把意义全部抽象掉，让其中的经验流失，置隐于底层的内化意义于不顾，语言文字研究会丢掉多少信息？还能真正描写出它的真相吗？

　　此外，汉语有句子结构，但是韵律常常对结构形成“挟持”状态。启功先生有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说韵律是汉语的血小板，没有它，不成为正常的血液。韵律像陷阱，想躲它，一不小心就掉进去。没有形式的意合法，不具标记的内在范畴，形成一种“文气”，充满了特例。语言文字负载文化，如果我们连文化都抽象掉，把人文性抛弃，它还是真正的汉语汉字吗？

　　夺回语言教育话语权

　　语言文字学失去人文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是年轻一代语言学人才失去汉语语感，胸中的经史、诗书渐渐缺乏。“道”与“器”的关系被破坏，前辈语言学家具有的文气、文采很难找到，几代老一辈学者对汉语汉字醇厚的感觉也越来越少。语言文字学变得干涩无趣。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和文学做了上百年伙伴，但文学无法运用语言学的成果，反而因为语言学固化了一些形式，使文章僵化，很少被文学关注，更不要说吸取。中国自西周开始，语言文字就与教育相生。“礼、乐、射、御、书、数”——“书”是识字，当然属于语文；“数”的教科书《九章算术》一直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同科，是用语文的方式编写的；“礼乐”要训练，但观念、规范写在经书上，也要阅读文本，理解文意，其实也是基于高级语文。射箭和驾车虽属于武科，但是，“射御”在“礼乐”的覆盖下，首先是要阅读和理解文本。所以，一切教育均以语文为基础。中国几千年的语言文字是带着思想、载负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话语和篇章。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需要引导学生积累，积累的不只是几条形式化的规律，更多的是具体环境中的言语经验和优质的母语语感。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插不上手，与语言文字学人文性的失落应有关系。

　　把人文性排斥在语言学之外的一些观念，已经越来越显性化，这样做，我们将越来越远离语言艺术，更会失去对语言教育的话语权。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