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比起20世纪来，智库在21世纪或将开启一个新局面。从政治到治理，从贸易到经济，从外交到军事等等，它们积极地影响公众讨论和政府决策；无论是顶尖学者、退休外交官还是军事战略家，都开始参与政策的制定与咨询。

　　在中国，一些智库和高校等机构早些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稍晚出现的智库的重要性也逐步显现并在世界排名中占据一席之位，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印度也类似，除了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稍早于印度独立之前就创建了，大多数都是后来创建的，包括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s Research Foundation）、防卫战略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Analysis）等。毋庸置疑，相比而言，美国智库数量多，影响力大，在世界智库排名中也独占鳌头。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6年世界智库排名，美国有1835家，名列第一；中国有435家，位居第二；印度则只有288家。

　　智库之间的合作为政府、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间的政策协调与咨询提供了新路径。例如，正是在智库的努力下，特别是云南社会科学院、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等智库的努力，印度和中国见证了二轨对话，促成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成功建立。如果将这种合作模式在国家间、区域间合作中推广，成为一种新思路，相信这将加快促进双边发展、区域发展乃至全球发展的步伐。

　　然而，目前为止，印度和中国智库间实际性的合作仍不尽如人意。以2014年为例，中美之间有116次战略性对话，90次经济对话，104次个人层面上的交流。但印度和中国双方建立了多少制度性联系呢？双方这些方面的交流屈指可数。确实，两国间可能还存在一些历史包袱，但两国间在不同层面开展新的对话，对促进双边民众、机构最终到政府层面的相互理解，启发新思路，异中求同，增进彼此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很有裨益。

　　可喜的是，双方智库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一些智库签署了合作与交流协议，例如中国研究所以及印度其他一些智库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云南社会科学院之间已经有了合作框架。在印度，智库在运行机制、资金来源等方面与中国有所不同。印度大多数智库是私人赞助的，缺少来自企业和政府的资金保障，由此造成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一些政府智囊团，如改革委员会和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ansforming India Aayog）等，能够促成对话机制，推动实际层面的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交流、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毋庸置疑，今后智库在影响公众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系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