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中国努力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国策之一。因此，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如何以西方人理解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却很少意识到，用于讲述中国故事的汉语本身是否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对汉语的结构和功能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汉语：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

　　黑格尔曾明确指出，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基本理解，而一个民族的语言正是这个民族跻身世界之林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强调，民族语言应当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标志和第一特征。海德格尔把语言理解为人类自身得以存在的根据所在。这些都表明，对人类而言，语言不仅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更是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主要是通过语言而得以继承和传递；人类的知识和精神，主要是以语言的形式而得到理解和传播。因此，了解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了解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而只有认识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最早出现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华夏民族的共通语为后来的汉民族和汉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雅语”到“通语”再到汉语，这正是汉民族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同民族的形成、同化和融合，也是以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的同化和融合为主要标志。从楚文字到吴语再到汉字，记录了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不同语言之间的每次同化和融合，都显示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而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则往往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独立特征。例如，如今的满族、赫哲族、土家族、锡伯族、畲族等民族基本上采用了汉语，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民族则采用了维吾尔语，这些民族在文化特征上已经很难与汉族和维吾尔族加以区别了。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知”、“情”、“义”。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赋”、“兴”让位于“主”、“谓”、“宾”，但汉语独有的表达特征并未改变。例如，汉字的形成主要以物形为根据，强调语言与人和外物存在的密切相关，即“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不仅如此，汉语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风俗、祭祀活动、礼仪规范等密不可分。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人们总是力图记载周边的生活。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汉文字的演变也受到时代风尚和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从秦始皇的“字同文，车同轨”起，中国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文字在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中的重要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字确定为汉民族的统一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更迭，汉字始终被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存在标志。时代变迁也为汉字演变提供了更大舞台，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隶书和楷书，这些文字形状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汉文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经验性，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标志。

　　汉语的演变：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或对立，早已成为划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明显标志。如果说语言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白话文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标志。虽然白话文并非直接来自于西方，但白话文的普及的确出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仅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看，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挑战，更是对传统中国汉语表达方式的挑战。这表明，汉语演变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而现代汉语本身就是这种交流的重要结果。

　　语言是文明，语言也是生命力。在中国丰富的语言宝藏中，在诸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散笔韵文中，都蕴藏着大量意向生动、结构独特而文字熟见的词汇，等待我们去挖掘、获取和运用。把这些沉睡着的饱含生命力的词汇唤醒，使其重新生活在当代语言中，是实现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对汉语本身的研究，特别是从语言的性质出发去理解汉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

　　汉语哲学：一种围绕汉语的哲学研究

　　汉语哲学是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或者说，是关于汉语的哲学，即把汉语表达的内容作为汉语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要求对汉语的使用方式作出哲学考察。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这些古典思想文本，还是《说文解字》这类文字学经典，中国古代思想表达基本上采取“能近取譬”方式，以借喻或比喻传达语词含义，而对这种含义的解释却依赖于不同的解释者。也由于从字义上阐发思想，人们对字形的经验感受就演变为理解字义的主要方式。这尤其说明了中国文字的象征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从哲学上去分析汉语文字的这种特征。

　　虽然“哲学”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但以哲学的方式讨论思想问题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曾存在。所谓“哲学的方式”，主要是指超越当下经验而追问思想本身，但同时又以经验作为理解思想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验的这种既超越又利用的态度表现为知行合一，而对思想本身的关注则更多体现为天人合一。这些思想观念虽然并不以哲学的名义展开，并非按照西方哲学逻辑表达，但古代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这些思想，却是中国人用于解释世界和人自身关系的最好形式。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由此，对汉语的哲学研究，就是在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只有真正理解了汉语所承载的这些方式，我们才能理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也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