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理论界基本上是跟在西方学术的后面，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缺乏原创。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人文社科学术原创的期待，让学术“说汉语”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失语的焦虑

　　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艺理论界，大都沿用源自西方的学术概念。我们承认中外文学、哲学等都会探讨一些关于人类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因为语言文化、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西方的文艺理论、哲学思潮毕竟有其诞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社会土壤，如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与“上帝已死”命题的提出、个体因为虚无产生存在焦虑的文化背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压抑创伤等皆有关联。而中国传统的“上帝”观念则是源自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据吴大澂、王国维等学者考证，“帝”是“蒂”的初字，花蒂为万物之始，进而类比祖先之所自出，因而中国的“上帝”观念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色彩。如学者谢谦所言，中国的祖宗观念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精神，它既有鬼魂作为信仰基础，又有亲情作为情感基础，同时包含着圣贤崇拜和英雄崇拜，是家族生命之源，又是民族文化之根。在这种“上帝”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人是难以理解西方人“上帝已死”这一信仰崩溃之痛的。因此，尽管人类生存的焦虑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具体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中西方关于“存在主义”的体验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失语症”的焦虑开始，中国学者就在不断探寻如何从汉语的角度，立足本土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新世纪以来，哲学界关于汉语哲学的探讨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学者先后撰文探讨汉语哲学及其使命的议题， 2016年11月山东大学召开的“诠释学与汉语哲学”会议可以视作中国哲学界对这个议题的一次集体发声。而哲学界的这次集体呼吁则正是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

　　比附与比较的反省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学科建设等多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逐渐形成的，文学、哲学、伦理学等莫不如此。诚然，在各个学术门类的草创期，因为理解、消化、吸收的程度不同，会存在比附对接的现象。如晚清民国以降，西方逻辑学东渐，中国学者即是以“名学”、“辩学”进行翻译对接的。严复1905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弥尔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学》，1909年翻译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逻辑入门》时用的汉译名称为《名学浅说》；王国维1908年翻译出版的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用的汉译名字即是《辩学》。胡适1917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是先秦逻辑史专著，而郭湛波1932年出版的《先秦辩学史》中则直接认为形名学就是中国的逻辑学。不可否认，最初的那些逻辑学的介绍者在学科立场上，并不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一般说来，以西学为本位，以西律中，用“论理学”或“逻辑学”；而以中统西，从中国本位出发，则一般用“名辩学”或“形名学”。而更为迫切的是，国门被打开之后，拥有几千年光辉灿烂历史文明的华夏民族该如何去面对、处理各种新的文化，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言的，突然替换自然不可取，而是应该想法吸收现代文化，使之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发展，这些被学者江怡总结为“我们如何能够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继续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一主题。这大概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征，即在比附与比较的过程中求得转型与发展，在中西文化交流激荡之初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然而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人文学术理论此起彼伏，中国学界追新求异抢占理论山头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学风也渐趋浮躁，拿一些西方的学术概念术语与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现象固有的历史语境。诚然，东学西学，心理攸同，人文社科学术有其共通的地方，但是如果简单地拿中国的学术文化现象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学说，以西统中，结果自然会将中国自身固有的特色给忽略了，甚至产生歪曲和曲解。因此，中西学术交流互动，需要的是比较，而不是简单的比附，毕竟比较是一种平等平行的关系，有比较才有鉴别，便于发现各自的优劣得失。当然，比较也是有前提的，也即可比性，因此比较必须破除同一性假设，就像余虹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中论述的，谈“中西比较诗学”这一命题，其实已经预设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同一性，没有注意到二者之间在思想文化、语义空间上存在的差异。当然，在破除同一性预设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回归研究对象的本身，在相互参照中发现异同，进行研究比照。

　　建立汉语学术的可能性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现代西方文明的优势只是暂时性的而非永恒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曾经一度领先西方世界，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应对西方现代性弊病，如工具理性、科技与人文的分裂等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又是立足中国本土，用汉语表达、汉字书写的。要建立汉语学术，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必须做到两个回归：其一是回归汉语特色和汉语本位，必须立足中国本土语言特色，以此为中心探讨文学、艺术、哲学诸问题；其二是回归中国社会现实，立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出理论思考，一如西方当代学术理论思潮也无不是对当代西方重大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辨考察。

　　汉语符号系统及其结构本身塑造了其使用者的思想，因为语言结构方式的不同，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中也会产生差异；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第二性符号，是一种形、音、义相结合的意音文字，汉字甚至被学者视为“中国文化的根元素”，汉字的音和义必须置于一定的语境位置之中才能明确，这和中国文化重视集体、生命个体的意义必须纳入群体之中才能得到确立又是何其相似。毕竟人用语言符号模塑了世界，而语言符号本身又会影响到使用者的思维结构和文化心理。因此建立汉语学术必须立足汉语汉字本身，以此为基点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进行本土重建，而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是深厚的土壤；此外，必须用现代的学术眼光，进行圆形的观照和多维的透视，激活传统，使之融入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成为滋养中国文化精神的源泉。

　　人文学术要有淑世精神，需要有情怀和担当，如此方能气韵生动。在这一点上，民国学者为我们做好了榜样，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时代背景下起衰振隳，保存文化血脉，弘扬民族精神。当代中国学术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加以表现，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反思，去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如此方能显示出学术担当，才能真正焕发出学术活力，赢得国际学界的尊重。

　　此外，建设汉语学术必须培育一批一流的学术专家，产生一系列典范性的学术著作，中西学术不平等对话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批评方法和术语的缺失，而在于我们缺少学术专家和学术权威。德语能成为欧陆哲学的主要语言，正是因为有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哲学著作，要建立汉语学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15JJD740005）、 “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重构和政策优化”（16JJD74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