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些年来，大量西方人文类学术著作被引进中国，也有大量人文学者走出国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因此而受到了欧美后现代学术的深刻影响，其学术取径大致也与欧美人文学术趋同。而这大概正是造成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难以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道路，并因受限于学术方法的困惑而难以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Philology，现通译为“语文学”，过去也曾被译作“语学”、“言语学”、“历史语言学”等。它与Philosophy即哲学相对应，原本是人类之人文精神（或曰精神文明）的两大知识和学术体系中的一个。语文学之本意是对“言语”（words）和“学问”（learning）的热爱，与其相对的哲学则是对“智慧”和“思辨”的热爱。不言而喻，语文学是一门十分古老和深邃的学问，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近代语文学，它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长期以来，语文学是近现代人文学科之教学和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形式和方法。正如哈佛大学拜占庭学研究大家Ihor Sevcenko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在今天，语文学依然主要是由“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很狭窄的东西，但离开了它，任何其他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语文学作为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学术方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由于受到了傅斯年等学者的积极倡导，并借助陈寅恪、王国维等身体力行的学术表率作用，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很快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并为打破传统经学和王权的桎梏，在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现代文学、史学和哲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自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语文学于世界人文学术领域内即已成为明日黄花，其影响力日趋衰退。语文学被认为是一门非常迂腐、保守、不实用、不好玩的学问，它被作为一门过时了的古玩式的学问禁锢于象牙塔内，在学术体制内被无情地边缘化。学术界流行和时尚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新范式，各自标新立异，炫人耳目于一时。随着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理论横空出世，以小心求证、建构为目的的语文学则更遭人唾弃，既定的学术规范、传统受到了彻底的颠覆，从而导致了传统人文学科急剧转型和衰落，人文科学研究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学术发展方向。

　　与西方学术界相比，语文学于中国学术界受到的冷遇和轻视则更加明显。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人文科学研究处于教条化、空洞化的局面。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又受到了西方各种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理论的强烈冲击。当我们讨论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时，我们常常把中国人文学术的落后归咎于对西方的新理论和新学术范式之了解和引进的不足，故首先十分积极地引进西方形形色色的新理论和新范式。这些年来，大量西方人文类学术著作被引进中国，也有大量人文学者走出国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因此而受到了欧美后现代学术的深刻影响，其学术取径大致也与欧美人文学术趋同。而这大概正是造成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难以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道路，并因受限于学术方法的困惑而难以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就在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极力吸纳西方流行的新理论、新范式的时候，西方学界就已经开始对现代或者后现代理论对人文科学研究产生的负面影响高度警惕，进而对人文学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取径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不断有知名学者出来呼吁人文学术研究应该少受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理论的干扰，必须重归语文学的学术传统。近年来，更有不少本来从事语文学研究而对思想史、学术史有兴趣的专家，和一些对语文学有很大兴趣的思想史、哲学史家，他们团结在一起讨论语文学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努力构建出一幅“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的历史图景，积极倡导语文学的回归和复兴。然而，在我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内，我们却很少听到有相应的回应。虽然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近年来特别强调传统的回归、重视国学的研究，但这似乎并不是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传统和学术进程的反思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受到了很多非学术因素和观念的影响和推动。

　　我们无意于否定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对当代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无意于否认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各种新理论、新范式的引进对于中国人文学术之进步，乃至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所带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与对于学术理论、范式的高度重视相随的对语文学的基础研究的忽视，也给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带来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语文学是一门“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的学问，它的要旨就是主张不管做哪一门学问，都必须以对文本的研究为主体，力求将这个文本放置于它原初的那个语言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去正确地理解它。换句话说，语文学无非就是一门教人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一个文本的学问。然而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我们接受语言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一系列最基础的学术训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达到 “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目的。人文科学研究若脱离了语文学这个基础，也就是脱离了对文本的研究，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既没有一个确定的着手点，也无法定位，更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无从去构建我们迫切需要的“中国叙事”。任何一概而论的说法，不管其说辞如何动听，都难免会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或者过度诠释的错误。而要消除这类错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需要加强理论学者最基础的语文学训练。此外，不管是研究中国的哲学，还是文学或者历史，我们都必须以文本为基础，首先要读懂这个文本，进而从人文和历史两个视角入手，对它做哲学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诠释。从这个角度讲，人文科学研究不但应该如中国古代传统所说的那样“文史一家”，而且应该以语文学为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只有学会如何正确地读懂中国文本，我们才能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进而在国际人文学术界形成强有力的“中国话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