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行动步骤之一。“学术走出去”本质上是实现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参照当今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美国，便不难看出，美国的学术不限于美国人的学术，而是国际学术人才向美洲位移的结果。如同物质世界的生态系统，学术界也是由不同角色和资源构成的“生态系统”。树立学术管理的生态观，是促进国际学术人才向我国位移的重要手段。两者也都是“学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美国的学术霸权建立在大规模国际学术人才位移的基础之上。开放的科研环境与学术文化、优渥的物质条件和对二战结束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要历史节点的把握，都促成了全球范围内学术人才向美国位移的浪潮。而这一趋势与美国学术夺取和巩固话语权的时点几近一致。

　　用学术人才位移的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国际上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历史，不难发现即便对于我国，“国际学术人才位移”也不是未然事件，而是“已然”并且效果极佳。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大力推进“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归国”的诸多政策与措施，实际上就是在走一条“吸引国际人才，打造国际学术团队”的路径。但由于促成位移的对象是中国人，所以使我们不容易看到“吸引国际人才位移”的价值，而只从输送与回收留学生的层面上计算费效比。

　　饶毅、施一公为代表的人才归国，是典型的新的“国际学术团队”成长模式。而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生命科学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而这并非单纯依靠在本土进行巨额投入可以实现。在信息科学领域，以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代表的海外科学人才大规模带动国内青年人才的模式，塑造今天中国几乎整个计算机科学的图景，培养了一代学界业界领袖。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以海外本民族人才为主要目标吸引人才。这些人才也因为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更容易实现位移。而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人才位移，则需要通过改善环境、优化激励等全面的物质和管理升级来实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速，今天的学术研究不同以往，从发现问题、利用资源到产出成果，已形成高度协作的过程。因此，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与高端学术人才的科研需求构成了矛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未见得不会收到二战和冷战结束时，高端人才大规模位移到北美这样的“人才红利”。

　　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对学术人才位移非常重视。有些国家体量虽远不及我国，但经验和准备都有优势。至于能从中获益多少，取决于国家的管理、制度、政策和资源适应配套的程度。因而，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做好吸引和接受海外高端人才的制度和资源准备是当务之急。

　　如同物质世界的生态系统，学术界的学者、管理者和各种资源与产出也构成一个生态系统。掌握生态系统的底层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放任系统中不同角色间自由形成互动、分工并充分发育连接，这是具有“生态观”的管理方式。基于“生态观”的科研管理，对资源的控制居于重要位置。在学术研究中，财政资源和发表资源是最重要的两种资源。优秀科研成果在美国大量涌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沛的基金（财政资源）和优秀的期刊、索引的（发表资源）。以今天我国的巨额科研投入为资本，鼓励全球性的学术合作，则可以吸引国际人才为我所用，扩大学术影响力，提升中国科研水平。在发表资源方面，加强对本土期刊、索引的投入和国际化激励，组织和赞助国际学会、会议，收购和发行国际刊物都是可行的手段。学术界亦可参照工商业界，直接对海外出版机构进行参股、并购，同时扶持我国已有的国际出版平台当是可循之径。控制发表资源，并非为了发表更多中国成果，而是为了让国际学术成果为我所知、为我所用。在我国的主导下进一步推进学术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以增强我国的学术影响力。

　　随着学术生态系统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优化，成规模的高端国际学术人才向我国迁徙，真正实现中国“学术走出去”，便是可预期的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