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1938年10月在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后中文翻译成为《江村经济》）所作的《序》中，对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用社区研究方法开展的系统性实地研究活动和对中国社会及其出路开展探索的一种概括。马林诺斯基写到：“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派的方法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在这段论述之前，他提到了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主任的吴文藻1936年对伦敦经济学院的访问，马林诺斯基从吴文藻这次访问中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他把这个正在“攻关”的群体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当前，探索“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产生及其发展，对于梳理这段社会人类学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发展道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体系也必定会有重要启迪。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背负的历史使命表明，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首先要置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之中。19世纪，学习西方、摆脱压迫成为许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选择之一，中国也不例外。“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世界观和思想风格及其理论与方法形成时期，恰恰是近代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并融合的年代。这些，不能不在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必须建设基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理想的学术共同体。燕京大学社会学社是“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雏形，这个学术团体影响了费孝通，费孝通也给这个团体注入了生机，“他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成了同人兴趣的中心”。社会学社誉他是“一只陷井压不死的活老虎，到处给人奇特和惊奇，他的能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还有那看不见的能量，朋友们都敬重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孝通和他所处的社会学共同体的意义是一个民族蒙受灾难、奋起抗争的展示。这个社会学共同体既影响了费孝通个人，也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反之亦然。理解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气氛是理解费孝通和“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思想风格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出发点和立足点显示，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自五四运动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假定之一是，世界发展会趋于统一的模式和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但是，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学术论战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开始觉醒：世界发展会不会趋于统一的模式和西方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必须从现实问题和现实发展来探索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包括“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内的学术先辈坚持认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入手，而不是用外来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事实；外国的理论是基于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的理论解释，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将外来理论和文化通过对中国的实地研究加以解释和修正，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学术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实践探索证明，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必须构建迈向中国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20世纪以来，伴随着对西方文化模式认识反思，从实地研究的角度认识中国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选择。中国实地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得到蓬勃发展，“到实地去”成为献身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一个信仰。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及同学们认识到，“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须先根本上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可若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内容，非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探索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出路，必须从国情入手。1979年受命恢复社会学，费孝通主张从调研入手，提出了“建立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建立迈向人民的人类学”。20世纪末，回顾自己走过的几十年路程，费孝通说，“我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也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少数民族”思想可以追溯到广西大瑶山调查。对于瑶山习俗的解释表现出他的功能主义的倾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其实也可以看到功能主义的思想渊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功能主义思想的超越，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实际的文化自觉。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始于实地中的个案研究。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社发起了对广西、山东、江苏、山西、福建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教育等问题的实地调查。这种调查“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后来被马林诺斯基的另外一个学生弗雷德曼称为“微型社会学”，专指马林诺斯基所说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我国社会学界，有人称之为“社会学调查”——强调社会学的专业性、发现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原理、坚持体察和定性分析、通过社会变迁了解社会现状等，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调查”。社区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燕京大学社会学社，以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己任在实地中展开的学术实践。

　　“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把人类学和社区研究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社会——“文明人”，尤其是用于对由外来势力入侵导致的中国在一个世纪中遭受磨难与奋起斗争历程的研究，从而突破了自弗雷泽到马林诺斯基以来人类学专注“土著民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在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的一个个村庄及其社会变迁，也恰恰是马林诺斯基所欣赏并称之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重要缘由。

　　从弗雷泽、马林诺斯基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再到当代人类学，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不断扩大、不断创新的过程。21世纪的人类学已经聚焦全球变迁和全球化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语言、种族和种族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性别、亲属家庭和婚姻、阶级和不平等、全球经济、政治和权力宗教、健康和疾病，等等。这些创新、转型和聚焦恰恰是经过包括“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内的各个环节才得以实现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间和过渡角色，其实践和成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学术如何才能构建起自己的国际话语权的历程。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