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产生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当代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源起于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结束后该体系得以不断扩展，逐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性治理秩序。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陷入经济持续低迷、动荡和不确定性增大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也面临日益凸显的经济不平衡、发展赤字、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风险与挑战。由此引发的反全球化思潮蔓延、政治民粹化和部分国家国内社会分裂等问题，愈发暴露出这种机制的失灵与缺陷。新的格局与形势、利益与诉求、机遇与挑战呼唤着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革。

　　市场导向的治理体系面临挑战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基础上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经典教条，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成为美国维护其霸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生产网络日益发展成熟，引发了进一步统筹全球价值链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美国与其贸易盟友为掌握以“规制融合”为重点的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权，开始谋求最终形成一个加强版的基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治理理念上，以自由竞争、市场开放和公平贸易为基础，推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货物、服务、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和透明与竞争性的商业环境等，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跨国投资与知识经济上的优势利益。

　　第二，在治理方式上，以统一与不断深化的商业规则为依托，实施规则导向治理。强调高度的指引性、有效的约束力与广阔的覆盖范围。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与结构改革获取制度主导权，强化自身竞争力，并约束和削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第三，在治理条件上，以达到价值理性和价值标准作为前提，传播西方的政治和民主制度。强调以进行国内政治改革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或组成部分，力图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推广到全球。

　　第四，在治理结构上，以等级制为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以其他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缘的二元结构。通过最初的一个封闭和排他的小集团，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协定或集体行动等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

　　市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不仅承载着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基因，更反映了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与科技先锋亟待在全球扩张的经济利益。而目前这种治理体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在发达国家内部，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冲击下的保障调整不力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失业愈发严重，使得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反精英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迅速上升。

　　在国际层面，西方国家不顾各国的发展差异性与具体国情，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接受超过其自身发展水平的贸易投资标准，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它们还区别对待不同发展中国家，选择性地关注全球性问题，重市场规则轻发展需求，并垄断国际事务的主导权，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

　　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遇到的功能危机、信任危机与适应能力危机，需要深刻反思。在控制全球化与一体化的速度、巩固民族国家国内治理体系、关注包容性与平等性、强化社会安全网络和有效解决发展瓶颈等重要问题上，世界呼唤着创新性的思想、体制与行动。

　　发展导向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在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通过一系列重大倡议与有效行动使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显现雏形，并不断发展完善。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相比，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治理理念上，以发展为导向，回应迫切的发展需求。中国把发展议题置于突出位置，为实实在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做出表率，为全球经济治理确立了“发展坐标”。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发展融资、能力建设、经济技术合作等都成为全球经济实现“良治”越来越重要的新的决定因素。

　　第二，在治理方式上，体现多元机制与灵活性。在多边层面，中国充分利用多种机制与平台，坚持以多边主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石；带头倡导并实施行动，以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提供硬件公共产品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主要内容，实施经济技术和产能合作、工业合作伙伴计划和共建经贸合作区。

　　第三，在治理条件上，强调以自主、渐进和务实的视角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与制度。集中探索化解发展瓶颈的有效经济手段与路径；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核心利益与政策空间；应当重视发展中国家谋求长远和广泛发展目标以及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同时应当制定好适度的标准。

　　第四，在治理结构上，奉行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主张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实现全球的包容与共享增长。

　　总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根本目标，以发展为主题，以达成广泛的利益均衡为核心，强调自主性、渐进性、开放性、灵活性、务实性，既重视提供物质性与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又支持提升多元机制的作用与功效。同时，也强调不是排斥传统模式，而是对其的补充、完善与创新。

　　中国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中国已经开始展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与能力，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为创新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首先，中国发挥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主场外交的作用，达成一系列开创性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成果。例如，首次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引入峰会议程，并推动制定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等。此外，在其他非专门针对发展议题的战略与行动中也体现了促进发展的重要内容，例如在《G20创新增长蓝图》中强调了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支持等。

　　其次，中国发挥探路者作用，为打造当代命运与责任共同体探索新的路径。中国提出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些具体行动方案，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和战略对接，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创立了新的合作模式。

　　再次，中国坚持地区、多边与双边层次的治理机制并重，积极主动、全方位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作为以发展为导向的治理方式的有益补充。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多种合作机制，借助这些机制，中国不断推进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迈向更高的规则层次。

　　最后，中国主动参与、引领与推进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治理。在加工贸易、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等方面倡导与推进制度改革和项目实施；通过组建新的机构与网络平台、制定“非约束性原则”、支持能力建设等多种方式推进发展导向的新议题与规则。

　　可以预期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基于自身实力的增长，利用国内发展经验，必将为完善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治理观，从而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提供新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新全球经济治理”为构建公平公正、多元共治、包容有序、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启迪，并开辟了新的制度性道路，特别是为团结与引领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创造了新动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