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汉语海外传播很有特色的时期。在汉字文化圈的海东地区日本、朝鲜与欧美传播的群体、地域、方式有很大差异。下面就分地区来加以介绍。

　　汉语在日本的传播

　　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上升为日本官方正统思想之后，儒学教育从官僚教育扩大到所有的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中。当时，无论是各地只招收贵族子弟的官办学校，还是一般平民子女就读的民间私塾，如由寺院主办的“寺子屋”，以及少数个人出资筹办的私塾，一律以儒家经典作品如《论语》《千字文》《孟子》《大学》《中庸》等作为必读教材。直至今天，中国儒学及文学古典作品始终是日本中学生的必修教材。明末清初，明治维新之前，九州的长崎是当时唯一与外国往来的港口，由此在日本形成了以长崎为中心的唐通事“唐话”（南京官话）。入门教材有《唐话纂要》《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华音唐诗选》《唐音俗话问答》等。

　　明治九年改用“清语”，即北京官话，派出留学生来华，请京话专家讲授汉语。因而有了明治时期的汉语官话学习的新潮。日本官办民办学校老师、外交人员、汉语教学机构“汉语学所”人员等成为汉语的传播者，并自己编著汉语教材《官话指南》《官话初阶》《谈论新篇》《燕京妇语》等系列，还出现了关于汉语语法专著。这些资料的特点是自觉、主动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可见，清末汉语的传播在日本的势力之大。随着中日间交流领域的扩大，上谕、国书到咨文、请帖甚至电报、告白等应用文文体也受到重视。

　　汉语在朝鲜的传播

　　古代朝鲜汉语教材有以纯经学史学为内容的《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汉书》《后汉书》等。随着古白话的广为流传，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真实面貌的汉语教材《老乞大》《朴通事》应运而生。之后文白对照形式的《训世评话》（1473）大胆地将中国评话引入教材编写，满足士人阶层人员的汉语学习。而朝鲜会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有从元末到明清不同时期各种版本，动态地揭示了这400年间朝鲜一直在学习北方汉语。直到北京官话地位的确立，朝鲜一改谚文的教材，出现《学清》《京语会话》等适应北京话的教材。朝鲜的汉语传播，一直属于因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层（官方）主动推动影响到民间商贸。主力是官方司译院的翻译（朝鲜通事）。

　　西方在华人员对汉语的传播

　　从16世纪开始，一批接受教育的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纷纷来到中国，他们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学汉语，汉语读音与文字分离，需要能说、能看、能写。因汉字笔画复杂，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差别巨大，传教士最先到达的广东、福建一带，方言很多，语音复杂分歧大。为了有效地传播教义，传教士利用西文字母给汉字标注语音，借助拉丁语法来剖析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总结汉语的特性和难点的应对策略，最终编撰成书或教辅资料，因此产生了一批传教士语言著作，如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瓦罗《华语官话语法》、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马士曼《中国言法》、马若瑟《汉语札记》、裨治文《广州方言撮要》、卫三畏《简易汉语课程》。汉语传播起初纯粹是传教士的工作，或是从事宣教之余的附属品。然而，传教士的著述在欧洲的流传，引起更多的学者转向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促进了欧美本土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传播。

　　传教士以汉语作为中介语，通过把汉语著作翻译成译者的母语，加大中国文化在译者所在国的传播。如第一个《四书》西文全译本《中国六大经典》在1783年至1786年被译为法文，题名《中华帝国经典》。马若瑟选译了《书经》 和《诗经》章节，被收入法文版《中华帝国志》第二册。这样加大了中国古籍、文学作品、历史等在海外的传播。传教士米怜在1810年还英译了《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圣谕广训衍》。传教士鲍康宁于1892年出版了英译本《圣谕广训直解》，成为他们向美国介绍汉语官话教科书的材料。

　　这些在华传教士中有一批后来成为汉学家，回国后教授汉语和进行中国文化研究。

　　明清在华传教士或商贸外交人员的汉语传播属于异域母语携带者社团自愿契合汉语共同体之汉语国际传播，主要是在汉语共同体内部对非共同体成员的传播。不仅输出汉语语言，输出了汉民族的思想文化，同时也输入了异域母语携带者中介语背景下的文化。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不断深入发展，在“一带一路”策略背景下实现汉语区域性国际推广，明清时期汉语国际传播特点和途径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本文系清华大学科研院科研计划“国际化背景下的21世纪汉语语言学研究”（20131089321）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