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曾被认为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工业化在带给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大量焚烧化石燃料，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明显上升，世界许多地区频现极端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今天，人们对于工业化的反思和批判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思潮，期待建构“后现代”的人与自然、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的诉求。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尊重各个国家的不同诉求，又能有效开展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承担责任 履行义务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进程。如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国，但中国在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偏高。中国快速发展不仅使其面临环境资源约束趋紧的压力，而且对于全球气候变化也负有责任。虽然近年来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都有大幅下降，但总体上中国的能耗和排放仍处于上升趋势。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排放趋势来看，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承担重要责任；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也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问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最大的共识。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主动承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了中国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此外，中国还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
打破一次性资源消耗瓶颈
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表明，以人力、土地、一次性资源和能源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产业因其“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给自然和人类自身都带来了严重威胁，因而人们把18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称为“黑色发展”之路。为了避免“黑色威胁”，人类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呼唤一种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减少排放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纵然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中国人均GDP约为8016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人均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发展仍然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发展，就无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然而，中国的发展绝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也不是简单扩大传统产业的规模，而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把绿色发展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底色和主调。具体说来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减少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减少一次性资源能源的消耗，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二是加快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具体而言，大力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以及核能发电项目，扩大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三是鼓励节约，提倡绿色生活方式。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主动控制碳排放，落实减排承诺，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处于世界的边缘，因此与西方老工业化国家比较，中国没有过分的传统依赖，也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但中国全方位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走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列。今天中国拥有较完备的产业结构体系，从传统的手工生产到机器大生产，再到最先进的智能制造，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产业集中存在于中国当下这一特定的时空。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产业博物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来审视并反思人类整个工业化的历程；又由于中国同时存在低、中、高等不同水平的产业，因而产业的“梯度转型”可以避免“彻底转型”的停滞和阵痛。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中国的“梯度转型”能有效避免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道路，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一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二是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力布局等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适时制定和调整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三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落实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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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大事记
1979年 2月，世界气象组织第一届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通过了《世界气候大会宣言》。6月，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次会议通常被认为是联合国开展国际环境治理工作的起点。
1988年 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气候变化进行科学评估，其出台的评估报告是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
1990年 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表，确认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后来这一年被确定为制定未来减排目标的基准年份。
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
1995年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确定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指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造成的。同年第1次《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1997年 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
2001年 3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10月，第7次《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各国就《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方法和其他细节达成一致。
2007年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警告气候变化速度在加快，并且这种情况无法逆转。在巴厘岛举行第13次《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
2009年 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哥本哈根协议》。
2011年 第17次《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与会方同意延长5年《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效力。
2014年 IPCC在丹麦哥本哈根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11月12日，中美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中美气候领域的合作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2015年 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1次《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