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史，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近些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勃兴的潮流中，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愈来愈多的学人把空间维度放在其学术视野的首要地位，认为地方史在社会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以至于出现了“以甲村为中心的考察”、“以乙县为例”、“某某制度在丙地”等以地域界分为特征的论文写作模式。这一模式已经生产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中占比较大的一个集群。这类学术成果的累积，虽然“还原”了局部的或地方的“原貌”，告诉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在形式上看似秉持了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路数，但在这种学术理念指导下所暴露出的思想的缺位，则是误导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质量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必须进行深刻反思。

　　“村庄故事”不能“堆积出”一个中国

　　当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地方化或区域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几乎成为主流范式。这种情况一开始时很让人振奋，似乎它“告别”了以往学界的空疏学风。通过发掘一个地方的档案史料进行微观研究，证明国家某一政策在地方的贯彻实施，这是非常可行的，因为国家政策在各地方的具体实践与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

　　但就这种研究范式在学界的演绎现状而言，它在讲述一个个“村庄故事”的背后，蕴含着如下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是通过发掘地方多样化的史料，力图丰富或深化原有的历史认识；二是通过发掘某些特殊性或非典型性的地方史料，力图修改或颠覆原有的历史认识；三是用一些地方材料去还原国家政策实施的过程，这种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并没有提供新的历史认识。

　　由于对村庄田野考察的极端重视，以往被忽略或者不被视为史料的东西也被发掘出来，这对史学研究来讲是件好事。但现在出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迄今为止，“村庄故事”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并没有带来历史认识与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我们还很难看到在微观史研究基础上整合出的宏观史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现在还发掘得不够，发掘的数量多了，大历史自然而成。然而，笔者的质疑是，“村庄故事”的数量组合能不能“堆积出”一个中国？这种质问对研究方法而言显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非国家的微观社会视角，如果没有从更大范围内的视野提供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仅停留于“村庄故事”阶段，再多的“村庄故事”也构不成国家的整体图景。换言之，再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选择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依然只能停留在丰富资料阶段，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当代中国社会史精神风貌的本质特征来。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

　　源于思想而非“故事”

　　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加速，制度演绎繁复递进，形式上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站在今日回望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程，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这一轨迹进化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其所蕴含的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历史本体无疑给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列了研究目录，划分了学术研究的理性边界，这一目录和边界不是其他，正是思想本身。这里的思想既包括党和国家在特定时段和特定制度中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也包括研究者本人的主体认识和主体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研究者主体思想与社会发展本体治理思想的契合性和适应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来说，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散落各处，哪些事实才能反映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本质，哪些事实能够揭示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这些标准才是史学家治史的责任和担当，而不是仅仅收罗一些新材料，然后编排出一个新版故事这么简单。史学工作者在发掘史料时，要超越“矿工”的境界，在挖掘“原料”时应当坚持总括的方法，信守因果关系的概念框架，努力揭示不同“原料”的关联。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专注于社会生活层面而进行的，虽然社会生活轨迹呈现千头万绪的多种面相，沉积下来的可供史学家进行研究的事实也纷繁驳杂，但社会史研究要明确，是人在生活中推进了历史，而不是为了推进历史才生活。

　　选择什么事实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出发，也就是研究者想要赋予他的研究以什么样的“意义”，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和经验得失以为未来社会贡献治史经验，还是仅仅讲出一个“村庄故事”博取众人一笑，最后在学界形成一个新版“故事集”。选择史实的动机首先在于“意义”。“意义”是每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的内在属性。没有“意义感”的历史研究只能回到史事罗列的古老窠臼里去，倒回去走流水记录的老路，那样的历史，克罗齐曾称之为“假历史”。而“假历史”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避免成为“假历史”。

　　在历史逻辑中演绎“村庄故事”

　　如何避免出现讲的是“真故事”却做出了“假历史”的结局？发掘一个“村庄故事”，实属难得，但我们应将“村庄故事”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历史逻辑中演绎“村庄故事”。对于任何一个“村庄故事”的研究，都要有一个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否则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找不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历史研究的整体性认识并不是把各个部分简单地拼凑到一起而成，而是要探寻其内在的因果关系。

　　具体而言，研究的路径应该是由点到面，以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认识。这就要求小中见大，而不是以小见小。进一步需要强调的是，找寻的“点”应是缩影而不是特例。以中国之大，找寻一些特殊事例毫不费力，但那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做法肯定是不符合历史研究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同样，实践中“流水线操作工”式的程式化研究也是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流水线操作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换一个研究区域，去搜集某地的原始档案资料，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得出了与其他研究区域大同小异的结论，不同的只是置换了一批研究资料。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主体性自觉，带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去发现新的学术可能性，而不是按图索骥，人云亦云。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微观实证”都不能排斥思想，那些排斥思想的“微观实证”对于学术研究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充其量只是在制造一些学术泡沫，影响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

　　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尽管刚刚起步，但大有崛起之势。各种研究议题不断出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这是现实社会发展之需，也是学术发展内在之趋势，更是党史与国史学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在社会史研究的大家庭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相比，虽有内在的学术关联，但亦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中国当代社会史距离现在时间不长，其所体现的党和国家的社会思想与现在党和国家的社会思想关联度较高，历史发展脉络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延展性。即使是现在看来有些是“有缺陷”的历史，也在发挥着警示现实的治史功能。这就需要研究者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高度来观照中国当代社会史，要具有更强的学术自觉和学科意识。既要积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积累的宝贵治史经验，防止跌入“碎片化”的泥潭，又要坚守自身应注重思想和“意义”引领的研究特色和学术理念，突破只注重所谓史料而忽视思想引领这种研究瓶颈，从而创建出具有思想和灵魂的“大历史”，而非仅仅是靠“故事”堆积的中国当代社会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3ZD19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