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频发的生态问题也使我国的发展方式饱受诟病。2013年以来，国内雾霾愈演愈烈，有席卷全国之势。我国在近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使生态平衡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资本积累与“生产外部条件”

　　提供生产需要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排出的各种废弃物的吸收，构成了“生产的外部条件”供给。在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源的再生产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对废弃物的吸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况且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又是有限度的，这就给生产扩张带来了自然限制。此外，生态系统中不同自然要素相互联系，并在不同区域交互流动，这决定了这种生产条件具有公共性特征，维持它的再生产需要依靠公共机构的统筹管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对“生产的外部条件”的需求增长过快，超出了自然界对这一条件的再生产能力。原始的自然条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不具有价值，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扩张，无须为破坏生态系统付出代价。但生态问题会给广大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带来多方面的严重不良影响：直接损害商品使用价值功能；危害劳动者身心健康；降低劳动生产率。

　　资本全球化导致生态破坏的全球化

　　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生态问题凸显的分析，必须考察全球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能源及部分资源价格飞涨，促使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增大，其国内污染及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跨国资本为利润最大化重组全球产业链，引致左翼学者大卫·哈维所称的“资本生态系统”（Captital’s Ecosystem）从局部向全球扩张。资本对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与废弃物堆积，带来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资本积累的矛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化产业链和国际贸易，部分地转化为生态矛盾，发展中国家因而替发达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改善的“绿色化”，通过毁坏第三世界的生态环境，并将其变为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场所而实现。资本全球化建立起“生态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和财富，

　　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我国的原材料生产和制造业等环节，能源消耗大、污染比较严重，成为近年来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此外，我国以GDP增长为中心考核目标的粗放增长方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增长也是重要原因。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平衡问题，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控制市场的自发作用，规制资本的破坏力量。马克思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中提到，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方略，才可能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合理调节。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地位。环保部2015年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在具体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计划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