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是整体性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生产系统，控制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名头，用来指称垄断集团为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欧美日三角合作伙伴之外的世界）中的生产体系而发号的一整套施令，其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历史形式中使我们能够定义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的动力正是寻求最大限度的帝国主义租金。这种不断增长中的不平衡本身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盈余无法投资于生产体系的扩展和深化，过度的“金融投资”也因此成为垄断控制下继续积累的唯一选择。
这就是在我们眼前迅速扩大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它是整体性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已实现了（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该系统显然无法克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它注定会继续发展这种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垄断资本已公开向工人和人民宣战，并通过“自由主义没商量”这句话表达出来。这一时刻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长远的历史机遇，它要求的是大胆无畏地构想激进的替代方案，使工人和人民能够发动攻势。这些构想，以当代现有资本主义的分析为基础，必须直面即将构建的未来，抛开对过去的感怀和幻想。
垄断所有权的社会化
废除垄断资本的私有财产原则。不废除垄断集团的私有财产，所有关于监管金融操作、让市场重新透明化以及在这些改革基础之上确定共识前提都不过是蒙蔽群众罢了。这等于是要求垄断集团违反自身利益来“管理”改革，无视他们保留了一千零一种方法来避免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
替代性的社会方案应当逆转垄断策略下当前社会秩序的方向，以确保就业最大化和就业稳定，确保正常工资与社会劳动生产力共同增长，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治理垄断机构。通过国有化废除垄断私人所有制，最初的法律行动不可避免。具体的制度方法，则比我们已然了解到的“自主”或“合作”要复杂得多。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经济管理上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基础是所有利益相关各方之间开放式的谈判。
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民主被简化为形式上的政治管理并与社会状况脱节，社会被抛给了市场，而市场被垄断资本控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方式则要求系统地连接社会的民主化和社会进步，如此，我们才能够讨论真正的市场透明、社会化管理制度形式下的监管。换言之，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和精神，从社会主义视角出发来实现现代化。除了农业，工业和交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在部门的社会化管理也应该本着同样的精神进行，同时在建立董事会时考虑到其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同样地，这些董事会应当既包括公司直接雇佣的工人，也要包括分包商的工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和公民。
垄断行业的社会化解决了当代整体性垄断资本主义下，在工人和人民所面对的挑战中处于轴心位置的一个基本需求。要想终结垄断集团依靠剥削实现积累的经济管理，这是唯一的途径。垄断集团主导下的积累得以持续实现的前提，是“市场管理”下的领域持续扩大，这是通过公共服务的过度私有化（掠夺公民）和获取自然资源（掠夺人民）来实现的。垄断者从“独立”经济单位的利润中提取分成甚至构成了金融寡头对产业资本家的掠夺。
去金融化：没有华尔街的世界
垄断财产的社会化作为目的和手段将废除为了获取垄断租金而产生的积累策略所强加的“股东价值”原则。垄断财产的社会化当然也适用于银行，至少包括那些主要银行。但是对这些银行的社会化有其具体特点，需要董事会构成方面的恰当设计。国有化的传统含义只是意味着由国家取代私人股东建立董事会，这在原则上将允许实施由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如果考虑到社会化要求相关社会成员直接参与银行管理，那么传统意义的国有化显然是不够的。银行由员工“自我管理”在此处并不适用。相关员工当然应当参与有关他们工作条件的决策，但他们并不能决定即将实施的信贷政策。银行体系的重组变得过度集中，因为两个世纪依赖的监管框架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被抛弃。存在着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银行信贷接收方的要求和银行的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或帮助中长期投资的融资）来重建银行的专门化。
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两组立法。第一组是关于主权国家在其领土上禁止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操作的权力；第二组是关于养老金基金，养老金基金如今是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运营部分。这些基金在设计上——当然首先发生在美国，是为了将通常由资本引发的风险转嫁给员工。这是一个可耻的安排，但对于垄断者控制积累的政策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工具。要想有利于养老金分配制度，必须废除养老金基金。养老金分配按照其定义，就必然要求和允许民主辩论来决定评估的次数和间隔以及养老金数额与薪金数额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没有了华尔街的世界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市场控制。但这些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透明，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伙伴进行民主协商管理。被废除的是金融“市场”——本质上不透明的、遵从保障垄断利益的管理要求。去金融化当然不是要废除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信贷的宏观管理。相反，从寻租垄断的控制下解放宏观经济政策将恢复它的效率。国家中央银行不再是“独立”的，而是既依赖于国家也依赖于市场，二者皆受社会伙伴的民主协商管制。中央银行权利的恢复，将实现有效的宏观信贷政策构想，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
国际层面：脱钩
在当代话语中，“脱钩”概念似乎已被“去全球化”替代了。脱钩并非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面对内外部力量、应对不可避免的自主发展要求的战略性反转。脱钩是在谈判基础上推进全球化的重建，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独家利益，并因此缩小了国际上的不平等。
帝国主义在二战后采取的形式产生出工业化帝国主义中心和受中心控制的、工业被禁止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对比。通过实施自力更生发展所要求的脱钩政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开启了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些脱钩政策和一些有时显得激进的社会改革相关联，并为一些国家的最终“兴起”创造了条件——其中的领军者当然要数中国。但是，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撤退并调整自身，却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自我重建。它们在技术、获取地球自然资源、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一体化、通信和信息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五个领域继续保持了优势与特权，并决定了当代脱钩的主要形式。
新兴国家正在致力于与这五大特权脱钩，当然其控制和自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运用资本主义手段在全球化“自由”体系下实现工业发展；也因此点燃了错觉，认为继续这条道路，成为新的“平等的资本主义伙伴”是可能的。随着最近帝国主义系统不断爆发的内部分裂，这些错觉可能会随之破灭。美欧日三巨头的帝国主义力量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已很明显，新兴国家将被迫通过国家计划和加强南南合作向更加自力更生的社会转变。这个激进目标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社会民主化、继而实现的社会进步、反帝国主义立场。
我们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唯一的合法性在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更高文明阶段创造条件。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继续下去只会导致野蛮，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分裂将宣告资本主义衰落的到来，真正的人民之春的诞生将宣告资本主义衰落的到来。对于人民来说，这一春天是可能的。
（作者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世界多途径论坛主席；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