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针对不平等的抗议运动引发了对掌握财富和权力的“1%”的广泛抨击；皮凯蒂和萨耶斯审慎的实证研究则反映了非常富有人群（处于顶端的1%及以上）中收入集中的趋势。二者使经济不平等成为当前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所谓“经济不平等”，含义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不均衡地集中于某些社会成员手中。

　　社会积累结构的结构性危机

　　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趋势不能完全解读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积累结构理论（SSA）为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趋势提供了强大的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采取了一连串的制度形式，这被称为社会积累结构。每个社会积累结构都促进了十年或几十年的盈利和资本积累。最终每个社会积累结构都不再促进盈利和积累，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危机，其标志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和经济不稳定。

　　这样的结构性危机在美国和西欧的19世纪70—9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2008年以来再次发生。过去每次结构性危机都只有在一套新的经济政治制度伴随着主导经济思想的转变——也就是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出现之时，才能得到解决，并再次促进盈利和积累。

　　二战后美国的两个社会积累结构

　　二战后，美国连续出现过两个社会积累结构。

　　20世纪40年代形成过一次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可称之为“受管制的社会积累结构”或“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该社会积累结构促进了直到大约1966年期间的盈利和积累，直到1982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开始持续下跌。大约1966年，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大约在1973年，多数指标如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趋势、失业以及不稳定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也都恶化。

　　“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全建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2008年进入结构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有效的社会积累结构被认为是在1948—1979年期间，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有效期是1979—2008年。

　　不同社会积累结构下的劳资关系

　　资本—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核心阶级关系，它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导致不稳定，会阻碍资本积累，也会妨碍高利润率。因此，每一个社会积累结构都是基于对资本—劳动关系的某种形式的管理，避免剧烈的阶级冲突，同时促进高利润率。

　　有两种不同的资本—劳动关系调节方式：一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妥协，二是资本对劳动力相对完全的控制。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建立在前一种方式的基础之上，而第二个社会积累结构建立在后一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公认的一点是，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版本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妥协，大企业同意接受行业工会的合法角色，放弃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曾试图将工会赶出工作场所的企图。

　　伴随着里根政府对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罢工的破坏，美国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在总体上为对工会的攻击开了绿灯。接下来，工会的数量和存留下来的工会组织在维持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能力持续下降，更不用说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了。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建立后，利润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在2000—2007年即新自由主义最后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利润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收入增长速度的13倍还多。

　　不同社会积累结构下的市场调控

　　这两种社会积累结构在市场调控程度上也有不同。

　　在第一个社会积累结构中，国家对商业和市场的影响程度相当大，远远超过之前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扮演的角色。而且，国家并不是唯一的市场监管机构，工会也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实现监管。同时，企业的官僚机构也建立起了大公司之间有节制的、合作性的竞争形式，通常通过内部晋升选择执行总裁，而不是从外部人才市场挑选。

　　第二个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从它的监管、监督和政策规定角色的大幅度回撤，结果则是导致在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中市场关系和市场力量相比于非市场机构（国家、工会和企业官僚机构)的大幅度扩张。

　　受管制的资本主义vs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这两个社会积累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监管资本—劳动的阶级关系时所采用的模式，以及通过非市场机构监管市场活动的程度。后者所包含的对立关系产生了“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中的各种机构和主导思想扮演的是促进资本—劳动力妥协的角色，主张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应相对较低和稳定；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主导思想则促进资本对劳动力相对全面的控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以分享积累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增加。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资本外流并使劳动者能够抵制其他国家低薪工人的竞争导致的压低工资的压力。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实现了1949—1973年4.8%的相对较低的平均失业率，反过来又加强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政府监管重要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通信、电力，使这些行业中的工会能够赢得高工资。累进所得税减少了资本家的税后收入。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大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更完全地对外开放的全球经济使美国工人与其他国家的低薪工人竞争，这使得利润持续上升情况下工资出现停滞或下降。抛弃以低失业率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导致1980—2007年期间平均失业率升高至6.1%，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放弃对基础设施部门的监管导致这些部门大幅削减工资。企业所得税的减少、连同个人所得税累进性降低和累退工资税的提高导致了资本和劳动税后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促进和鼓励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这会趋向于减少工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推行以他人为代价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追求，其后果是扩大工资不平衡。

　　扭转对社会有害的收入不平等，不只是需要改变一个或几个机构或政策，而是必须用收入公平分配和保障所有人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制度取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它所创造的条件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激发追求经济正义的大众运动的发展，而经济正义是实现制度转变的唯一手段。

　　（作者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