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11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总结100多年来俄国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历史教训。

　　“第一次颜色革命”

　　前不久，俄罗斯举行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列宁曾对这场革命公正地写道，这场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预演。他说的当然没错，但人们不能忘记，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失败而不幸的血腥预演。在那些著名事件发生前夕，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对比是怎样的？一方面，人民，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平民知识分子，都对国内状况和对日战争的可耻失败感到强烈不满。这种情绪在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莫斯科武装起义和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的过程中都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就出现了产生自由资产阶级的条件，自由资产阶级批判沙皇专制制度，要求西方模式的经济政治自由。这些政党及其领导人，得到了西方政府和西方资金的积极支持。而这场革命的结局又如何呢？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革命人民被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所击溃，左翼力量由此开始了长期的混乱、动摇和深刻反省。结果，是谁靠着牺牲占沙皇俄国90%人口的劳动人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利益而赢得了胜利呢？正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迫使沙皇颁布了1905年10月17日宣言，答应了反对派和西方的意见成立议会、给予资产阶级自由、成立政党等要求，人民及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失败了。在西方的历史编纂学中，这场革命被认为具有正面色彩，是“摆脱专制独裁制度”的重要阶段。我认为，这是第一次“颜色革命”。

　　“第二次颜色革命”

　　再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我们即将迎来这一革命的百年纪念。二月革命与1905年时引起人民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几乎相同，而此时又出现了人民对国家加入帝国主义战争和全面腐朽的沙皇政权极大愤怒。这一次，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西方国家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的策划和资助下（史称“大使馆阴谋”），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由于亲信、军队头目、杜马和教会的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下台，千年的俄国君主制瞬间崩溃，在自由派临时政府领导下，混乱和纷争笼罩着俄国，国家正面临着被搞垮、领土分裂和即将从历史舞台消失的危险。此时西方对这些事态发展表现出了露骨的狂喜之情。鉴于这一“伟大的解放革命的胜利”，美国国会和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给俄国杜马和人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我认为，这是第二次“颜色革命”。

　　“第三次颜色革命”

　　1917年10月执掌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拯救了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史上的伟大事件，但是西方至今仍然将这次革命称为“政变”。当然，西方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功，对此却并未死心，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颠覆活动。众所周知，为了解决对其自身极为重要的关键性地缘政治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惜花费数十万亿美元，长期招募反苏间谍和代理人，其中包括收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最终推动了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我认为，这是第三次“颜色革命”。

　　在我看来，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西方持续地、有组织地按照颠覆政权的同一原则，先后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近东和北非发起的“颜色革命”，具有同一渠道的经费来源和相同的政治目的。

　　由此，我们可得出防止“颜色革命”发生的几点建议：第一，必经过周密思考，须适时进行的、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决不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引起人民对现状普遍不满的危机之中；第二，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发展成抗议活动，就应以整个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先，果断平定局势、立刻着手必要的改革，快速有效地引导国家平稳顺利发展；第三，要特别关注“软实力”——有效地发起宣传、反宣传、对外政策信息攻势，旨在成功压制帝国主义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战；第四，要时刻警惕和监视外敌及其在国内帮凶的活动，对他们及时采取措施先发制人。

　　（作者系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教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