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时刻的主角，除了作为施暴者的日军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军民，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西方在南京人士。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不同身份的西方侨民身处南京，他们成立安全区，对中国难民进行救助。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其亲历亲闻的日军暴行做了即时记录，并将之传播至国际社会。西方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于中国难民的救济，是人性光辉在黑暗中的闪现，其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及其自身的战争体验使得南京记忆自始即不局限于中国，而具有人类记忆的普遍性。

　　对中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向南京推进。当时留在南京的20余名西方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内发起成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于12月8日对难民正式开放，1938年2月18日宣布更名后被迫解散。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在25万人左右，其中有将近7万人居住在安全区内25个难民收容所里。

　　西方人士之所以为中国民众所记忆，是因为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了中国难民。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止日军暴行和救助中国难民。

　　西方人士在日军最初进城的几天内，曾试图干预日军对中国人的抓捕和屠杀，但是日军在包括安全区在内的城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任何一个日本士兵就能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在与日军交涉的过程中，西方人士发现他们并不能阻止日军有组织的屠杀行为。因为日军往往以“军事行动”为借口，且完全没有国际法的意识。西方人士的干预只能招来日军的仇视，使得救助难民的行动受到影响。在制止抢劫、纵火等其他暴行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对而言，西方人士对于日军性暴行的制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要西方人士出现，一般都能赶走正在施暴的日军。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一次驱赶闯入的日本兵时，这个日本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

　　西方人士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努力开展对中国难民的救助工作。安全区为难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虽然安全区并非绝对安全，但西方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言：“显然这些外国人在南京的存在这一事实，对日军的行为至少产生了一些制约的影响，使其有所收敛。毫无疑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外国公民的个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百姓免遭更大的不幸，使他们的财产免遭更大的毁坏。”而安全区提供的难民安置、粮食供应和医疗救护等人道主义救援，对于数十万难民的生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拉贝在离开南京时，难民对他的不舍，一则源于对安全区提供的救助的依赖，一则表达了中国难民对于安全区提供的救助的感念，而这都体现了安全区提供的救助对于中国难民的重要性。

　　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和传播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事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段必将记入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所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加以记录，形成了大量的一手的即时记录。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于中国政府和新闻记者不可能在场，因此，最初的相关报道几乎全部转自于西方媒体。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1938年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后，国民政府立即组织人进行翻译，公开以后反响强烈。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传播至欧洲、美国，对于国际社会对日军南京暴行的认识有重要的影响。以马吉拍摄的电影和解说词为例，这些材料曾被收入《拉贝日记》和德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罗森的报告中。罗森还特地请求希特勒观看这部影片，因为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1938年3月初，基督教青年会的费吴生从南京辗转抵达美国，在多次演讲中，放映了马吉的影片，4月，费吴生抵达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豪恩贝克以及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等，给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

　　因西方人士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较为全面的记录者，东京审判中，他们被作为检察方的重要证人。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以后，贝德士、威尔逊、马吉三人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接受检察官、控方律师和辩护方律师的质证，对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细节提供证言，并驳斥辩护方律师对控方证据的故意歪曲和攻击。南京审判时，贝德士等人出庭作证，证明了相关文件和报告中日军的暴行均系事实。

　　第三方人士的现场记录，既是今天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又是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同时，西方人士的亲历与记录，使得南京大屠杀不同于日本侵华期间发生的众多暴行，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独自承受的遭遇，而是全世界人民关于战争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记忆。

　　受到的侵害及战争创伤

　　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日军的侵害，而日军暴行留下的恐怖记忆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则更为严重。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难民营里搜寻中国士兵，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林查理试图阻止日军带走中国平民，结果被日军军官三次用刺刀威胁，并遭到其殴打。12月17日，金陵女大难民所的魏特琳为阻止日军进入学校，被一个日本兵打了耳光。12月25日，林查理因解救了一名中国妇女，结果日军撕毁其臂章，并反复殴打。1938年1月26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爱利生前往金陵大学调查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事件时，遭到日本军官的谩骂，并被打了一记耳光。此外，掌管鼓楼医院的美国人麦克伦、德国外交官罗森等其他西方国家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胁。

　　除了生命威胁以外，外籍人士的财产亦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据金陵大学难民所负责人贝德士的记录，1937年12月14日，日军撕毁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科建筑前的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告示，进行抢劫；17日，侵入挂有美国国旗、贴有美国大使馆告示的美侨私宅。21日，日军闯入贝德士家中抢劫，闯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欲抢走救护车；27日，闯入两处美国人住宅。贝德士在一份报告中称：“在全市范围内，无数家庭不管大小，不管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同样遭到了掠夺。”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亦未能幸免，事实上，几乎所有德国人士在南京的产业都遭到日军的非法闯入或抢劫。

　　除遭受显性伤害之外，一些西方人士目睹日军暴行后产生心理创伤也非常普遍。费吴生离开南京到美国宣讲大屠杀事实时，不断遭受失忆等症状的困扰，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于是他自我诊断说，“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更为严重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杀。金陵女大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多次在日军强奸犯罪现场解救中国妇女，日日夜夜在中国妇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过，多次目睹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她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高度人道精神的英雄行为，但她自己当时却因为不能解决所有中国人的痛苦而产生极大的无助感，反复自责，最后于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选择自杀以结束战争创伤的折磨。

　　西方人士的亲历与记录，使得南京大屠杀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而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士；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国人独有的记忆，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关于战争的记忆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