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需要理解中国抗战的意义
—— 记抗战中的社会大众
2015年08月28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8日第799期 作者:本报记者 孙梦曦

  “西方需要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近日,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2013年,米特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出版问世,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早在2001年,一些西方学者便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抗战经历与贡献,对其中社会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尤为关注。加拿大学者戴安娜·拉里、美国学者史蒂芬·麦金农和萧邦奇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社会大众的苦难之于抗战胜利的意义。

  被遗忘的深重苦难

  在《伤痕:战争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一书的前言中,拉里和麦金农开诚布公地指出,一方面,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日军二战暴行的含糊态度令人失望。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仅知道广岛、长崎核爆炸给日本人带来的痛楚,却较少知道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加诸于中国人民的苦难;张纯如(Iris Chang)笔下的南京浩劫只是冰山一角。出版《伤痕》一书的目的在于揭穿谎言、借口、漠视和遗忘。

  社会大众的苦难本应是抗战研究的重中之重。萧邦奇在《苦海:日军侵华战争中的难民》中写道,“恫吓中国的老百姓、实施恐怖统治才是日军制定的战胜中国的核心策略”。空袭、屠杀、强奸则是恐吓威胁的手段。两国军队的一场场正面交锋虽然惊心动魄,却不能决定整个战局的走向。遗憾的是,现有的中外抗日研究大都聚焦于军事斗争与政治角力;普通民众为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往往被一句“伤亡惨重”草草带过。

  家破人散的惨剧

  据保守估计,抗战八年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人数至少达到3500万人。战争不仅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更使得家园变成焦土。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不完全统计,有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史学家齐锡生给出的难民数字则是9000万。

  拉里在《抗战中的中国人:人间惨剧与社会转型》与《伤痕》中指出,战争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冲击莫过于破坏了农村组织和家庭结构。一方面,日军的“集团部落”、“三光”、“清乡”等野蛮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侥幸逃脱的村民则无家可归,沦为难民。另一方面,数百万的男性入伍参战,使很多家庭丧失了男性顶梁柱,抚养老幼落到妇女肩上,整个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极端贫困。

  拉里的观点在萧邦奇的《苦海》中得到了回应。萧邦奇认为,战火所及之处,社会根基往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组织和活动不复存在;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风流云散。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家乡故土往往与身份认同及自我价值感密不可分。因此,失去家园带来的心理创伤是难以言喻的。例如,丰子恺的家族在浙江桐乡石门湾一代繁衍生息了数代。1937年11月,当战火逼近桐乡的时候,丰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难。在家破人散的惨境之中,丰子恺发出了“苦海”之叹。萧邦奇以此作为书名来概括浙江难民的经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

  “武汉精神”帮助中国战胜侵略者

  根据萧邦奇的研究,浙江境内共出现过三次难民潮,分别发生在1937年末至1938年初日军进攻浙北之时,1941年绍兴沦陷之时,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之时。据保守估计,浙江一省的难民人数至少达到了500万。以省会杭州为例,原住人口约为50万。由于大批民众四散逃离,日本占领之下的人口仅为战前的五分之一。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慈善组织确实为难民提供了救济,但是由于财力不足,救济工作只在战争初期覆盖到了250万人左右,且难以起到实质作用。

  令日本人不解的是,流离失所的苦难与创伤反而激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决心。1938年春季,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难民潮汇集到武汉三镇。“在长达十个月的保卫战中,一种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绪散播开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成型,将天南地北的各个阶层的人群联合起来……人们意识到,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彼此扶持,为着仅存的希望而背水一战。前所未见的一幕发生了,武汉各界纷纷行动起来,为难民提供公益服务,妇女和儿童尤其受到重视。”麦金农在《武汉,1938年——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写到。

  “武汉精神”震撼了西方的知识界、媒体和政府。诗人W.H.奥登和小说家克里斯托福·伊舍伍德亲眼见证了武汉市民和难民的众志成城。后者在当年日记中写道:“奥登和我都同意:此刻,我们庆幸身在汉口,而不是世界的其他角落”。一些在场的西方记者将当时的武汉比作英勇抗击佛朗哥叛军的马德里。10月,武汉陷落。军事上,中国再一次遭受溃败之耻;政治上,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赢家。数月的坚守大大地提振了抵抗阵线的决心和士气;西方的政治和舆论力量也一改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时的批判口径,转而同情和支持中国军民。同年12月25日,罗斯福批准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贷款,标志着美国对华援助正式开始。毛泽东和一些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同样意识到,如果国共军队能将日军拖入持久战模式,那么后者将不可避免地失败。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正确的。

  长久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是日本二战时的首要败因,而中国的抵抗根本不值一提。的确,在战局最为黑暗的时刻,国共军队和政治领袖未能阻止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城略地。但是,还有人民!普普通通的武汉市民和九死一生的各地难民让中国和世界看到了坚持下去的必要性。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多地的老百姓默然承受着流散、饥饿、疾病、暴力、恐怖和死亡。这些记忆,不应该从历史尘埃中抹去。

责任编辑: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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