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曾在多个场合介绍德国“克服过去”的成功经验。在3月9日“朝日新闻基金会”的演讲中，默克尔明确阐述了德国战后之所以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纳，一方面源于这个挑起二战的国家勇于与过去彻底决裂，开启一条崭新的民主共和之路，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周边邻国的大度姿态。就此，她尤其指出，“无视过去就看不到现在”、“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提醒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应正本清源。

　　回眸历史，昔日强大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被四大战胜国占领，并于1949年一分为二，遭受分裂。德国由于希特勒的自取灭亡，战后自外向内展开的“纽伦堡审判”和“反纳粹”、“反军事化”、“民主化”、“再教育”运动，可以说其重新起步之初，便被根植于一个新的和平观和民主意识之上。在嗣后70年的发展历程中，德国对于希特勒独裁政府带来的惨痛教训的反思先后经历四大发展阶段，虽几经波折，但正视历史、积极寻求和解之路、主动担负起历史责任和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患于未然，构成了其逐渐摆脱历史阴影、重返文明大国和欧洲强国行列，乃至在统一后逐渐崛起为欧洲一体化“领头羊”的四大法宝。

　　1949年5月，西德在美、英、法的支持下，鉴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的纷争，首先创建了以“民主”、“共和”、“联邦”、“法制”和“社会福祉”为基本原则的新型共和国，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二元制”，引进“两票制”和“5%门槛”选举规则，同时赋予联邦议会作为人民代表机构在五大宪政机构中的最高地位。联邦德国成立伊始，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政府在“克服过去”政策上，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民主国家制度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修缮与西邻法国的关系，努力融入西方民主阵营，并主动向犹太人聚居的以色列提供战争赔偿，以示承担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责任。与此同时，战后德国一片废墟，百废待兴。多数民众由于自身或家人出于盲目支持希特勒政府而被卷入战争，倍受家园消失、亲人阵亡或失联等伤痛带来的折磨，更趋于沉默，采取“鸵鸟”姿态，将视角集中于经济建设，不愿直面惨痛的过去。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年轻一代的成长，也归功于1952年设立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德社会开始自下而上地出现对战争和独裁政府的反思。尤其是1963年12月“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媒体的积极披露，使得一些位居高职的昔日纳粹分子被揭露和受到应有的惩罚，而非凭借建国初期联邦议会先后通过的两个大赦法案而逍遥法外。“68学生”运动更使得反思浪潮达到一个高峰。年轻一代开始质问父辈们的历史职责何在，并公开决然地抵制专制制度的复活。1969年社民党取代联盟党走上执政舞台，新联邦总理勃兰特积极推出“新东方政策”，谋求与波兰等东欧邻国的和解，其著名的“华沙一跪”成为战后联邦政府公开谢罪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勃兰特通过将对外文化政策纳入国家外交政策范畴，开始凭借文化外交，积极重塑德国作为悠久“文明国家”的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后，联邦德国的历史反思迈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开始夹杂一些不同的声音。1985年5月5日，为了表示过去40年美德盟友关系的牢固，应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邀请，美国总统里根前往葬有美国士兵的比特堡公墓，然因墓地同时葬有德国士兵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三天后，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借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德国战败之日更是德国人民从纳粹独裁统治和战争的深渊赢得“解放之日”，将战后德国的反思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嗣后，长达愈一年的“历史学家之争”，更是凭借大众媒体，超越学院大门，在国内外就犹太人大屠杀罪行的独特性、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公开讨论，加深了民众对于希特勒挑起二战及其种族灭绝暴行的认识。

　　1990年两德和平统一后，原民主德国政府及国家安全部所实施的另一种独裁专制昭然若揭。同时，伴随新纳粹排外现象的出现，对于历史的反思再度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德国政府不仅出台相关法律，对新纳粹行径加以限制，而且还于1996年在时任总统赫尔佐克的倡议下，将每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设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在国内集中营旧址、博物馆等举行纪念活动，教育民众永记纳粹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与此同时，德国学界对于历史反思的研究也从以往“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等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视角，拓展至文化学和历史人类文化学理论层面，派生出“文化记忆”理论。进入21世纪后，反思的范畴又进一步拓展至国防军和联邦铁路等机构在纳粹时期的作用问题。同时，鉴于二战浩劫的见证人逐渐离去，除了大批受“记忆热”影响应运而生的文学、电影、绘画艺术作品外，政府在将柏林重新打造成共和国新首都的同时，也开始加大对诸如“纪念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犹太人博物馆”、“恐怖地带”等“记忆场所”的设立，由此也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围绕反思二战和纳粹暴行的“记忆文化”的建构。

　　战争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又时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导致原有秩序的破坏、崩溃和重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战争的危害有目共睹。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战争的硝烟并未全然散去，它不仅体现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博弈，而且也潜藏在隐形的意识形态之中。战后联邦德国对于历史的反思基于民主政体制度而展开，并伴随“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而不断推进，其集体记忆借助不同媒介的介绍与展现而不断完善，其集体认同也从最初自视为“希特勒受害者”的单一模式，拓宽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纵容者”和“帮凶”，从而促使德国上下建立起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责任意识，不仅促成德国的和平统一，而且也使德国日趋稳健地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全球责任意识”的欧洲文明大国和经济强国，不可不谓大浪淘沙，更上层楼。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