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两国在军事领域里合作与交流状况的政治反映，其主张超越军事竞争与对抗，建立平等与互信，以包容与互鉴规避各种可能引发军事危机与冲突的分歧，寻求安全利益交集维护上的合作与共赢。

　　自习奥“庄园会晤”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以来，中美两军已经围绕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与尝试。但仍有部分美方学者依照国际体系变迁中大国崛起的历史，囫囵于大国崛起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论，得出中国发展必然会与美国冲撞引发军事冲突的结论。这一消极认知表明美方并未认识到中方新型军事关系主张背后更深层面的军事文化内涵。

　　中国无意寻求意识形态扩张

　　从世界历史视阈，如果抽取传统模式中崛起大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来考察会发现：客观上，军事力量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主观上，军事力量的战略运用取向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从既有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凡是通过军事崛起的国家都难逃失败的恶果。如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军事力量运用上，穷兵黩武，最终未能化解国家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安全曲线间的“时间滞差”；军事战略思维则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为思维特征，具有天然的强权基因，并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以一战前德国对英国领导权的挑战为例：1898年之后德国海军的规模从世界的第6位变为仅次于英国的帝国海军；再看德国军队的组织体制，其著名的参谋体制更体现出先天的制度优势。作为崛起大国德国与守成大国的英国在一战前30余年的军事力量建设的对比中，德国呈现逐年增强的迅猛态势，而英国军力的增长则相对平衡。

　　今天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同于此前的大国崛起。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军事力量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的领跑者与正在跟上新军事变革步伐的参与者。小布什政府阶段，美军基本完成了军队向联合作战方向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更强调联合部队建设的灵活性、机动性。2012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在防务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要在网络化战争中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以塑造更精干、更灵敏、更易于部署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空海一体战”的提出意味着要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建立战略关系以实现两个军种在体制上的融合、海空军作战行动的一体化以及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而2014年3月公布的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对“防务战略指南”的“兵力规划构想”进行了细化，要求美军发展和保持“八项关键能力”。这些都表明美军以作战理论的创新和作战样式的变革继续推动着军事变革的深化。与之相比，中国军队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起步较晚，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到2020年，中国军队基本实现机制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二是世界军费第一的军队和补偿性军费投入的军队。国防费被称为一国国防政策的显示器。美国国防费高居世界榜首。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201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用于美国国内的国防预算为5521亿美元，用于海外应急行动的预算807亿美元。与之相比，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2014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8082.3亿元人民币（约13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5%，而美国则为4%。中国国防费只占美国国防费的1／5左右，军人人均国防费还不到美国的1／8，由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低投入，目前的中国国防费开支仍处于补偿性增长阶段。

　　三是以雄厚技术优势为基础资源的军队和正在累积技术优势的军队。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不仅有很好的科技创新机制，而且有着将科技成果迅速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良好转化机制。武器出口是对其优势的集中反映。仅从最近4年的武器出口形势分析，中国武器出口总额为71.35亿美元，市场份额为2.93%，仅位居世界第8名，而美国则以绝对份额占踞世界第一。

　　主观上，中国无意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而是要创造性地回答社会制度迥异的两个国家军队如何超越传统安全困境、为维护共同安全目标合作努力的问题。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基本原则，执行不结盟政策，因此更不会构建二战后美国同欧、日的军事同盟关系模式。中方更希望与美军一道致力于构建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安全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从事富有建设性的军事行动，冀美军通过军事力量展示其“超级合作伙伴”的形象，而非“超级军事势力”的存在。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新安全观核心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到十八大前，中美两军间的交流可谓是一波三折，其间曾中断过几次，但始终是斗而不破、螺旋上升。改革开放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军之间不仅成功管控了危机，在磨合中增进了了解，通过新的交流机制巩固了两军关系。在各种军事外交方式的接触中，两军之间在军事领域的相互依存点逐渐清晰，军队形象愈益立体，了解不断加深，在安全问题上逐步开始了良性互动，这已然在建立事实上的新型军事关系。

　　中国以“和合”为主题的传统文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理念，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这些构成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重要的中方的主体个性。最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军事关系的中国在思维上已然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摆脱了冷战时期的简单对抗思维，冀与美军完成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与互联。通过软实力而非硬实力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实现军事透明与军事互信的统一、军事合作与军事竞争的统一、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的统一。中国发展与自身国家安全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国防力量不是为了军事霸权，而是为了实现地区共同和平，寻求针对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然而，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争取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更需要美国也迈过历史思维惯性这道坎儿，在战略上“去冷战化”，才能携手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