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间道路”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治权”，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半独立”政治实体。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间道路”的实质。本文试图用历史文献资料来阐述“主权换治权”的历史由来及其演变。
肇始于辛亥革命后的“西姆拉会议”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策动西藏部分反动分子叛乱，企图搞所谓西藏“独立”。在英国要挟下，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参加“中英藏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一个所谓解决方案。其中第二款：中英各政府既认西藏乃中国宗主权之下，并认外西藏有自治权，兹订定尊重该国疆界之完全，并不干涉外西藏之行政（达赖喇嘛之选举及其受职亦在内）。该项行政应由在拉萨之藏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中国政府订定不改西藏为中国行省。第三款：今订定除本约第四款所载外，中国政府于外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理殖民事宜。如本约签字之日，外西藏尚有该项军队、官员，应于三个月内撤退。第四款：上款不得认为阻止中国接续从前办法简任大员、带有相当卫队驻扎拉萨。唯该项卫队规定无论因何事故不得逾三百人。对此，中国政府代表拒绝签字，会议破裂。以后的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这个条约。因此，虽然有英国和西藏代表的签字，但这个所谓《西姆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不过，这却引诱西藏分离势力对中国中央政府涉藏事务首开了“主权换治权”的卑劣恶例，即西藏地方以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来换取他们在“外藏”的自治权。
民国期间寻求事实上的“主权换治权”
1934年11月10日，黄慕松在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期间，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在拉萨致函（说帖）西藏噶厦，请西藏首先认定两点，即：一、西藏当然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二、西藏服从中央。同时声明：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二、保持西藏原有政治之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于中央政府掌理，如：（一）外交应归中央主持；（二）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三）交通应归中央设施；（四）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同年11月16日，噶厦送来复函十条。主要之点，“来函谓西藏为中国政府之领土，是无疑义的，须予承认一节。西藏本为大悲观世音所管领域，中国为文殊菩萨管理之区域，各自教化，佛经中亦有分别”。又称，“现在西藏之主达赖喇嘛未在位之时，此间是否为领土，仆人不敢决定主人事，无法承认”。其中，第一条，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第三条，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第五条，西藏可驻汉政府代表官一员，但主仆从人数为25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第八条，西藏边界所需守土军人，由藏政府自派，如现在之状。外国或者来侵犯时、应发兵之时，方会商汉政府酌行。黄慕松曾总结交涉结果：“西藏当局虽承认政治关系对外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但由最后来书第三条起至第十条止中七条，要求太过，均非中央所可允许而能交涉者。”
吴忠信于奉命使藏办理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之机，曾对藏之重大政治问题欲做进一步商讨。1940年3月20日日记载：“傍晚，贡觉仲尼来谈，对噶厦方面希望我方不谈政治问题，更作露骨之表示。余询其系全体意见否，又能据以入告否。贡答，乃全体意思，并可据以入告。于此，则藏当局之心理已刻概见矣。闻英方代表曾警告噶伦，谓森姆拉条约英藏双方既已签字，即应有效，此后如与中国谈判政治问题，应先告以内容，云云。” 使藏过程中，吴忠信深感连自己入藏问题均必须与英交涉妥善，方能前往。此外，吴曾设法通过开辟交通来调整中央对藏关系，未获进展。据此认为，西藏对交通问题尚不肯放松，对其他较大问题，自无法可以商谈。
西藏地方利用国内军阀混战、列强侵侮，曾一度与中央政府疏离，采取两面政策，时断时续用口头上、名义上、表面上承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保持地方“自治”权。
和平解放埋葬“变相独立”的梦想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昌都战役后，噶厦派人给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送来与我军在昌都和谈的委托书。阿沛回忆说：“这个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可以同共产党建立关系，但不能放弃‘西藏独立’。西藏当局想与中央保持国民党时期那样的关系。” 以后，中央决定在北京进行和谈。阿沛回忆：达赖喇嘛和在亚东的噶厦，通过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议后发来电报，决定去北京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并正式委派我为首席和谈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由昌都直接去北京。”阿沛等从昌都出发，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从香港到北京。“他两人带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关于和谈的委托书，委托书分内部掌握和公开谈判两种。对外的口径是，藏汉之间只有深厚的施主关系，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们祝贺这个政权昌盛等，但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口径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不能同意派兵到界。中央驻拉萨的代表及其工作、服务人员，总数不可超过百人左右。警卫由藏军负责。” 这些口径完全是西姆拉会议以来西藏地方一直坚持的“主权换治权”的政治观点。
因此，和平谈判时，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李维汉着重说明解放军进藏的必要性：“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卫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巩固国防，岂不是矛盾吗？”
按照“十七条协议”及其附件一《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西康方向的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十八军前方部队；青海方向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云南方向的十四军；新疆进军西藏阿里的后续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历时两年之久，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为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巩固西南国防，逐步在西藏各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力条件。彻底结束了民国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彻底埋葬西藏分裂势力企图继续玩弄“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中间道路”的实质依然是旧瓶装陈酒
达赖真的是从“1974年以来始终坚持中间道路”吗？一段时间，达赖在公开言论中很少谈及“中间道路”，改为公开鼓吹“西藏独立”。1989年达赖预言：“5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1991年宣称：“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1995年他又预言：“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国际上，达赖喇嘛政府的两个主要传统盟友改变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自1906年以来就强调在中国西藏的“宗主权”地位的英国，试图将西藏变为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起缓冲作用的中立国，而现在也承认中国享有对西藏的主权。继承了英国“宗主权”观念的印度政府，其总理瓦杰帕伊在2003年访问中国期间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2013年3月29日，达赖喇嘛在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萨路噶时指出：虽然藏民族有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对藏民族是有利的，也更有机会得到成功。达赖喇嘛说：虽然大家的心里都有独立的意愿，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能否取得成果时，就感到双赢的“中间道路”是有道理的。他还劝导藏人，由于力量悬殊，我们争取西藏独立，是很难实现的。另外，获得独立，过着贫穷的生活，还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使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
由于形势的发展屡屡让他们失望，达赖只好又回到“中间道路”论调上来。所谓的“中间道路”，自达赖提出以来，虽因形势变化而多有伪装，但万变不离其“主权换治权”之宗。达赖如果真的为“西藏民族的未来”着想，他就应当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停止一切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不是打着“中间道路”的幌子，变换着各种伪装，行其“西藏独立”的图谋。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