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总揽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为我国全面做好新时期对外工作提出的战略性要求。

　　今年适逢万隆会议60周年。回顾中国外交数十年来与时俱进的理念和实践，联系当前我国对外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可以说，在当时外部环境并非十分友善、社会主义国家被恶意丑化的情况下，新中国通过在万隆会议上的出色表现，成功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自己的外交理念、外交风格和外交气派。这是新中国通过多边外交展示良好形象、走向广阔世界舞台并为国际关系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成功范例。

　　首先，万隆会议向亚非国家乃至全世界彰显了新中国外交的和平友好性。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向全世界宣示了爱好和平并主张合作的对外政策。但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中国革命胜利为洪水猛兽，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制裁和围堵，把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新中国家门口。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恢复地区和平，不得不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三年苦战，最终迫使美国签署了停战协定。由于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非凡表现和对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强有力的支持，国际社会认识到新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独特作用，因而邀请新中国派团出席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使国际社会初步领略到新中国外交的和平友好属性。

　　这期间，新中国同蒙古、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锡兰、柬埔寨、老挝、泰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以及日本的关系也有所突破。此后，中国于1954年6月联手印度与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舆论一时好评如潮。但总体看，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仍有很大局限性，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亦相对有限。因此，当新中国领导人得知印缅与锡兰、印尼、巴基斯坦五国准备召开亚非会议时，立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支持。

　　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领导人的首次峰会。29位与会国领导人代表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共同探讨和平合作、反帝反殖、团结进步等重大议题，这本身就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中国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以和平合作为主调的最后公报。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原则：第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第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第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第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第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第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第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第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实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明显的互联关系，立即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震动。会后，中国轰轰烈烈地宣传万隆会议成果，坚持不懈地实践万隆会议精神，直到“文革”初期，一直受到国际进步力量的普遍好评。

　　其次，万隆会议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和开拓进取精神。新中国成立时，东西方已处于冷战状态，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新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执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政策。这意味着新中国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要与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苏联协调立场，相互配合，直至共同行动。但中国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的身份定位，与苏联缔结的友好互助同盟关系，都不影响中国基于本国利益确定对外政策和策略，也不妨碍中国按照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原则和立场。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在对外关系领域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政策差异日渐明显。在此情况下，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参与周边事务自然而然地成了外交常态。万隆会议是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新中国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会，雄辩地证明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关于中苏关系的种种非议，特别是“中国为苏联附庸”、“北京听命于莫斯科”的无耻谰言和诽谤不攻自破。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盛赞此会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事业，显示出亚非人民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中国勇于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积极参会并力促会议成功，这本身就是自立求强、开拓进取的重要体现。中国此举，不仅冲破了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同新兴国家一道撼动了西方强加给亚非人民的世界旧秩序，同时也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线，只从阵营对抗角度观察世界、处理外交的苏联思维。所以，万隆会议是中国摆脱苏联外交范式影响、努力开展中国特色外交的一次成功范例。

　　再次，万隆会议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当时，冷战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严重撕裂，但人类社会毕竟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除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而外，还有新兴民族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这些国家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千差万别，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五花八门，对新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更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有些国家，不仅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持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确定两个参会目标：作为最高纲领，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最低纲领则是争取发表公约性质的会议公报，以体现会议共同成果。为此，中国代表团确定的具体方针主要是：多提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支持大多数与会国但不强求其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的攻击诬蔑要申明立场但不为所动；不提出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避免会议陷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

　　会议期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斗非常激烈。有人当面指责中国，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号召联美反共。对此，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国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存异的。我们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它不应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协议，与会各方应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针对个别代表团对新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周恩来特别指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中国愿意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中国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中国绝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等等。中国代表团同未建交国代表也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沟通，为中国日后拓展外交资源、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形成反霸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隆会议的历史价值和示范作用不仅值得中国外交引为鉴借，而且将永载国际关系史册。

　　从万隆会议到现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版图几经更改。不过，无论世界形势怎样变化，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没有改变，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没有改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仍有必要深入发掘万隆会议的宝贵遗产，进一步宏扬光大万隆会议精神。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持续走强，国际地位急速上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举世瞩目，肩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连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企盼与期望一道，与日俱增。在新时期的外交活动中，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大力倡导新安全观、新秩序观和新利益观，全面实施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新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反响。

　　由此可见，万隆会议原则、万隆会议精神以及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外交本领和风范，依然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合作与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