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科学革命早期，博物学家能够同时在几个学科作出贡献，拥有话语权。既然他们当时能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为什么今天不能？

　　随着学科分化，同时精通多门学科的专家今天已经罕见，更不用说博物学家。然而，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又不得不反思：我们丢弃了博物学传统，究竟换来了什么？如果我们不需要博物学，那为什么还要倡导跨学科的通识教育和研究？在此，就博物学思维对跨学科研究的启示，谈点自己的看法。

　　科学家职业化使博物学家丧失生存土壤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最早的大学，其中诞生了实验科学，主流则包含科学和艺术。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扮演主角，产生了一批博物学家，他们在很多方面均有成就。比如，达芬奇在绘画上有很高成就，同时在解剖学方面也有所建树。就考古学来说，早期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或建筑学家、人类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考古学研究，进而开创了考古学的学科门类。

　　早期科学本身带有分化不明显的特点，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科学知识。16、17世纪，科学革命产生了职业的科学家。17世纪以后，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是否一定包含普遍真理性？个体的、多样性的东西是否存在？在这种哲学思维指导下，人们对科学的探索逐渐趋向细化，科学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尤其继牛顿之后数学和其他科学的结合，包括大学的很多研究人员在不同领域进行精细研究，发现、发育了大量不同科学的概念和知识体系，科学各领域不断趋向专业化。科学发展本身要求人们成为不同学科的职业科学家，这样才能成为某一行业的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学家很难产生。

　　博物学思维提供广阔学科背景

　　科学的分化、细化、职业化自然淘汰了博物学。那么，学术能回到传统吗？科学界曾经就此做过探讨。人们发现，科学日趋细化，其工具性越来越强，人类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反而受到限制。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也日趋明显，那种具有多方面自然科学素养，同时又有深厚人文学素养的博学者越来越罕见，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情况，“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知识分子具备全面科学的视野和素养。今天，当我们真正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自然问题时，单一科学难以解决。于是，协同创新中心、科研领导小组、跨学科组织等相继出现。我们发现，有些组织仍然存在各走各路、各说各话的局限，达不到对复杂问题高度协调、综合思维、跨界分析的深层次要求，也极少拥有具备多门科学知识的学术大家。

　　人类既然有这样的现实要求，于是就会反思：尽管博物学的衰弱是当然、必然，可是完全放弃后，是不是损害了科学应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的过分专业化是不是难以完成那些涉及多个自然、社会、人类不同领域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否导致科学知识的过分工具化，进而失去对整个自然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否造成学术界“隔行如隔山”的现实困境？而且，在科学革命早期，博物学家能够同时在几个学科作出贡献，拥有话语权。既然他们当时能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为什么今天不能？现实问题的愈加复杂和彼此渗透，迫切要求跨界专家、多学科人才出现。

　　另外，在教育问题上，单一的分科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仅存在知识的相对狭隘，还会导致教育对象降低对社会综合性的认知能力。他可能在一个细小领域是专家，可一旦跨界就变成“文盲”，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就会出现片面、僵化倾向。于是，一些专家和高校提出通识教育，提倡跨学科人才培养。原因就在于：学科过分细化不利于培养具有开放性思维和综合性能力的高级人才。

　　如果只有单一知识，意味着放弃了许多应该发现的资料及知识，以及应该承担的科学责任。如果我们在人才培养和训练中，让科学人员有更宽阔的知识背景、更多的跨界学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显然难以估量。因此，博物学思维训练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或创新力高低，更在于科学共同体能否全面履行其应尽职责的大问题。

　　用博物学思维解决协同创新难题

　　目前，在中央号召下，许多高校及科研院所倡导协同创新，提倡通识教育，就是因为解决国家和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时需要多学科知识及人才。由于知识教育的过分细化、专业化，大家无法具备跨学科知识，更谈不上是博物学家，有的甚至连一门科学的综合知识都难以具备。以历史学为例，大多仅具备断代甚至是更为细小领域的局部性专业知识，面对长时段、跨领域的问题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如果参与协同创新的专家具备跨学科知识，大家就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解决复杂性问题。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协同创新中心、跨学科研究组织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注意到，当前大学考试制度的改革，高校文理跨界课程的设立，通识教育的提倡，有助于培养一批新型的具有博物学思维特征的人才，以适应建立创新型国家及服务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挑战。如果一味坚持分科很细的科研路径，别说博物学家的培养，其生存都会成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