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博物学在国内的回归和兴盛，逐渐掀起学界讨论博物学的热潮。博物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支，也被纳入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的西学东渐研究范畴中。

　　博物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有研究者称，中国近现代博物学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从根本上讲属于“西学”，同时又是在“中体西用”思想主导下，按照一定标准选择西方科学的部分内容，经过中国化的再创造，使西方博物科学与中国传统博物学融为一体、建构“新博物学”的尝试。这种“新博物学”与传统博物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摒弃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研究内容基本都是自然科学知识”。

　　中国近代整个学科体系以及研究范式，受到西方很大影响。如果不深追“科学”的定义和范围，笼统而言，甚至可以说“科学”就是舶来品。博物学却不然，它本身意味着对现代“科学”定义的颠覆。狭义上，博物学是对大自然的记录和分类；广义上，博物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普通民众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生活智慧。从这点来说，但凡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有博物学存在。不仅如此，博物学并无本质上的高下之分。在博物学领域，中西方更多是一种交流和对撞。

　　博物学西学东渐

　　是中国本土博物学的“科学化”

　　博物学的西学东渐，又从何说起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既涉及中西方本土博物学的异同，也涉及中国传统博物研究的性质。

　　近现代以来，中国建立博物学学科，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组建博物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编著多种博物学期刊杂志，并在中小学和师范院校开展博物学课程。这一系列行动，确实得益于西方博物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但是，西方传播到东方的，到底是“博物”，还是“学”，发人深省。

　　博物学的西学东渐说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学术对博物学，尤其对分类学的认识。近代中国引入的西方博物学，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所认知的西方博物学。这种认知使我们否定自己的博物学传统，将整个地方性知识纳入西方强权学术话语体系之下。一言以蔽之，博物学的西学东渐，是中国本土博物学的“科学化”。

　　博物学“科学化”祛除了思想与情怀

　　近代以来西方博物学的“科学化”，主要针对三点。

　　其一，前林奈时期的分类系统。在17、18世纪，经典分类学达到鼎盛，分类学一度成为博物学的代名词。实际上，博物学与分类学不可分割。人类从认识事物之初，就在有意无意地对事物进行分类。在以林奈双名法为标志的动植物分类体系形成之前，前人已经提出各种分类系统。有些分类看似混乱，但却自成体系。比如，尽管在早期西方学者看来，《本草纲目》中有些分类荒谬不经，但并不妨碍草药学家们的实践使用。

　　迄今为止，人类在分类上做出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自然界这一整体知识网络。正如福柯所说，人们“只有确实地建立了一个人工体系（至少在某些植物和动物领域中）以后，才能最终进入一个自然体系”。一切所谓的“自然分类”系统，无非是试图进一步靠近“自然”分类。

　　其二，博物学著作对事物采取的描述性判断。传统博物学著作以记录、描述为主，而且大量采用文学的形式和修辞手法。近代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观念的盛行，使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观察大自然、进行数据积累，而是急于用平面化的数理公式，把握自然界隐藏的奥秘，进而达到利用大自然的目的。1674年，佩蒂督促皇家学会会员用数学来探讨物质，因为，“只有借助数学规则，自然哲学，尤其是物质理论，才能从‘质’与‘词’造成的混乱中摆脱出来”。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观念，在近代博物学的发展中起到重要影响。

　　其三，传统博物学对事物与人类间关系的密切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从事物对人的用处出发来认识事物；从事物相互间的相似与相关性来认识事物。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抽离看起来关系不大，甚或有可能影响研究过程客观性的元素，其中包括人的情感要素。科学化试图祛除这类不够清晰、稳定的因素。而传统博物学恰恰相反，它通过对物体与物体、物体与人类错综复杂关系的关注，体现出博物学家内在的博物情怀。传统博物学以带有个体性和主体性色彩的视角来考察和认识世界，这一点构成以客观冷静自称的科学语言和博物学语言的本质差异。人类学学者指出，在更为成熟化的文化中，人们可能已经丧失迅速感知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某些相关性的意愿。现代提倡博物学的复兴，用意正在于此。

　　总体而言，这种“科学化”祛除了博物学的博物思想和博物情怀，而以数理科学的模式来束缚博物学，使之剩下僵死的庞大框架，仅仅作为冷冰冰的陈列馆摆放在那里，等待数理科学家来挑挑拣拣，从中觅得几件可供使用的研究材料。

　　近代博物学的西学东渐，既隐藏着中国传统博物学意识的觉醒，也暗示出博物学“科学化”进程在全球视域下的推展，其中关涉人们对知识、价值和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思考模式的转变。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