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茶叶的传播和茶马古道线路本身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自足，而是一个非常开放与兼容的系统。如不仅向北与丝绸之路相连，向东、向南进一步延伸又可与海上瓷路相接，并在历史上呈现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海上瓷路三者的“彼伏此起”，而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以其灵活性与顽强的适应性异常活跃并达到了物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顶峰。

　　茶马古道的形成

　　茶马古道是随着人群的迁徙流动，尤其是盐巴、茶叶、皮毛、丝绸、药材等物资的流动而逐步形成的。只是元代之前，云南等西南地区的道路交通大都处于民间的自发状态，完全有可能早在张骞、司马相如等官方使者认识到这些古道之前，民间已经有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沿这些无名古道往来了。而这些古道中仅有零关道、滇越进桑麋冷道、五尺道、滇缅印永昌道等“官道”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因为它们是西南地区古代交通线路的“干线”。这些汉代以来的干线以及其他西南地区的古代通道还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段落，如临邛道、始阳道、岷江道、博南道、永昌道等。由于线路变迁、学者视角等原因，它们可能名称各异，但事实上却相互叠置交错，共同构成了茶马古道网络的雏形。

　　茶马古道网络的成型是由于茶叶向藏区的贩运。我国早期的茶叶开发利用与早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族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茶叶正是从这一地区向周围传播开来。居住在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地区的民众一直以来都有着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互动与联系，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重要的一些交通路线。藏区百姓完全有可能在同滇西北和川西百姓的经济和文化互动之中，了解了茶叶并逐步学会了使用茶叶。藏族文献《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茶叶最初传入并不等于人们接触茶叶后就立即完整地学会了饮茶，更不等于饮茶相关物质和精神文化已经传入到这一地区。从最初接触到茶叶，到认识并学会使用茶叶，也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过早期内传入藏区的茶叶及其传播路线，却为茶叶在藏区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于唐宋之际迅速在藏区传播开来。

　　目前有不少学者认为“茶马古道”源于茶马互市，即中央政府同藏族等少数民族开展茶马互市之后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茶马古道。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究其本质，茶马古道的出现是源于人们交流往来的需要，在正式形成今天的茶马古道之前，西南地区曾出现过多种不同形态的古道。陈保亚的《论茶马古道的起源》已经为我们分析了它们的相互转变及茶马古道的形成，其中的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对茶马古道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食盐和茶叶的加入，才使之前的古道网络得以彻底转型，使原本区域性的古道网络变成了今天覆盖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及其周围省区的庞大贸易与交通网络。而且在官方的茶马互市开始之前，西南地区的“盐运马帮古道”已经相当完善了。从《蛮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不仅其干道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其支线也已具有了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其网络已经从云南沿着江河、山谷延伸到了藏区，成为了藏区百姓同周边地区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

　　“盐运马帮古道”向“茶马古道”的转变源于茶叶在藏区的传播和藏族百姓恃茶习俗的养成。总体来看，西南地区历史上区域性、小范围的道路交通向茶马古道网络的转变过程，正是茶叶的加入使这一交通网络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进了古道网络转型。因为茶马古道网络的完善在保障藏区民众饮茶的同时，也在藏区进一步开拓出了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茶叶“贩运—消费—需求”之间的循环。也正是这个循环的促动之下，藏区对茶叶的需求愈来愈强烈，茶叶贸易带来的利润愈来愈丰厚。唐宋以后的各代中央政府之所以要努力采取各种严格的“茶马互市”政策，正是为了攫取甚至垄断茶叶贸易带来的众多经济、政治、军事利益。从其前后与因果关系来讲，应该是茶马互市源于茶马古道才对。

　　茶马古道与“茶文化边疆”的形成

　　除了借助自己的行政、军事和经济力量，控制茶叶等物资贸易，攫取甚至垄断茶叶贸易中的利润之外，官方茶马互市的长期、持续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中央政府管理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军事堡垒之外的一道无形的边疆。

　　如果说宋代在面临边疆军事实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以茶叶作为“砝码”来换取短暂和平与稳定是无奈的“下策”的话，发展到明代，茶马互市已经变成了明朝治理边疆和实现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上策”。此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民众日常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培养出了浓厚的饮茶习惯，需要大量的茶叶来消除青稞、肉类和奶酪等乳制品中的热量和油腻，对茶叶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茶叶的获得与否已同北部和西北各少数民族民众的正常生活密切联系了起来，茶叶已经成为明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边疆地区的“利器”。正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言：“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过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在边疆民族的治理和边疆地区稳定的管理过程中，严格操控和掌握同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始终是明朝中央政府秉持的重要战略方针，以茶易马的和平民族交往政策和边防治理措施得到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深刻认同和奉行。

　　固然，茶马互市有一定的不平等色彩，但它却无疑从经济方面为双方都开辟出了非常广阔的市场：既刺激了内地茶叶等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的发展，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畜牧业的繁荣，不仅为民族的统一和交融奠定了基础，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联系中原地区和西南、西北等周边地区民众的效果，在边疆地区树立起了一道无形的“茶叶边疆”。而且相对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措施而言，茶叶贸易无疑是“柔性”的，不仅更容易被百姓接受，而且它们产生的是深层和长久的无形影响。在各朝政府以茶叶构筑无形边疆的同时，商人们的贸易活动也在无意中促进了我国“茶文化边疆”的形成。

　　结果，民间的茶叶贸易同官方的茶马互市一起，在客观上增强了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同时，构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文化边疆”。

　　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海上瓷路的连接

　　“丝绸之路”、“海上瓷路”是对中西贸易与文化往来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商品而命名的，并不是说“丝绸之路”上只有丝绸的流通，“海上瓷路”上只有瓷器运输。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除了丝绸等纺织品之外，还有茶叶、瓷器、香料、皮毛、药材、马匹、玉石等；海上瓷路的船舶中运输的除了瓷器之外，也同样有丝绸、茶叶、香料、药材、珍珠等。它们同茶马古道一样，也是兼容并蓄、流通有众多不同商品与文化的道路网络，而且都同样有大宗的茶叶经由这些道路网络在流通着。

　　陈保亚曾分析过茶马古道形成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恃茶民族的出现；二是恃茶民族远离产茶区；三是险峻地势，必须借助马帮或类似运载方式。其实，从丝绸之路和海上瓷路整体情况来看，茶叶还曾一度是丝绸之路维系的重要动力，以及海上瓷路上各国商人竞相贩运的重要商品。

　　（作者系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茶马古道”命名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