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有三个因素格外引人注意：

　　其一，在这一区域，高山大河纵横，海拔跨越了几千米，既形成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交通障碍，也塑造了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文化区隔，不便于使用车辆或舟楫作长途运输，而需要人力肩挑、背负和骡马或牦牛等畜力驮运，采用一站一站的转手贸易形式，马帮因此成为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它使大规模的物资运输成为可能，并使其长途交通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的面貌，明显区别于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湖海地区。

　　其二，不晚于西汉时期，中国西南和缅甸、印度之间就有一条“蜀身毒道”，中国境内包括零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等部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川滇公路（1939年建成）、滇缅公路（1939年建成）、成昆铁路（1974年建成）、内昆铁路（2001年建成）分别大体上沿着这些古道修建。结合《史记》所记张骞听到的传闻“蜀贾间出”和他对“蜀身毒道”的推测，可以肯定这条古道是民间活动的结果；从隋唐到清初，官方对川藏、滇藏交通线路仍然知之甚少，也说明中国西南的古道具有明显的民间性。

　　其三，西南地区的特殊地理状态，使各地之间的物产往往具有结构性的互补关系，并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域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成以产盐地为中心的局域性古道网络。唐代以来，饮茶成为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西部民族纷纷仿效，但是茶树在中国古代只生长于南方和西南的特定区域，茶叶因此从西南和南方的出产区被长途贩运至西部和北部的消费区，使越来越多的历史上的局域性古道被激活和串联起来，形成了茶马古道网络。

　　交通的独特性、活动的民间性和茶叶的远征性，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了茶马古道，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网络。

　　进入现代，交通技术、工具、设施大有发展，茶马古道和马帮逐渐被边缘化，“茶马古道”则因为提供了一个表述西南历史文化的崭新视角，逐渐从学术概念发展为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文化产业品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如今中国西部的古道几乎都已被茶马古道定义。由于“茶马古道”之名传达了当地人民长期沉淀的经验，中国西南民间普遍认为，“茶马古道”之名古已有之。

　　大概是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影响，大家一般都将茶马古道理解为通过大理、丽江、迪庆等地进藏的滇藏道，后来有人争辩从四川西部的雅安一带进藏的川藏道应该比滇藏道更早也更重要，茶马古道于是被理解为川藏道和滇藏道。

　　究竟哪些路才算是茶马古道？何时开始有茶马古道？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一份经得起推敲的茶马古道分布图，甚至只是云南省的部分也还没有太大把握。在空间范围上，滇藏川三省区为茶马古道的主干区域，三省区的交界地带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区域，其覆盖区域还包括中国的贵州、重庆、广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区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延伸至它们的接触地带。

　　至于茶马古道的起始时间，笔者不认为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先有茶马贸易（中央王朝组织的和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开展的“榷茶”）、后来才有茶马古道，这种看法显然与茶史并不相符。《封氏闻见记》等材料表明，唐代民间早已把茶叶和喝茶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了中原以北和以西的消费区，消费区人民早已形成了对茶叶的稳定需求，此后才可能有中央政府利用这种需求开展的茶马贸易。

　　这些问题都涉及对茶马古道的界定，也就是说，茶马古道具有一些什么区别性的特征或要素。虽然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茶马古道”给出一个正面的确切定义，但至少可以从反面来为其作出限定：用车或船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通道都不是茶马古道；并非公共性、社会性的跨地域的交通要道、干道，一般也都不是茶马古道；并非一定要用骡马运送茶叶的道路才是茶马古道，茶或马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总之，茶马古道所牵涉的，更多的是大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显示了人类生活的本来面貌（更多地是直接付诸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主要借助文化的和技术的工具），也显示了历史上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各种文化自身的进程。

■哈尼族饮茶习俗

■拉祜族祭茶仪式  资料图片

　　“茶马古道”的最大贡献：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茶马古道”的意义在于从地方性、民间性的视角与观念出发来看待人与地理等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鼓励从地方和自我出发来认识世界与他者的视角与观念，正与茶马古道作为一个交通网络的性质相吻合，这是一种提倡从自我和地方来认识他者和世界的观念。

　　举例来说，云南因为高山大河的阻隔，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但其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得到较好的保留，成为当代云南的核心价值。彝语方言中，“老实”和“聪明”是同一个词，这种非常符合博弈论的观念，正是当代中国所追求的“诚信”价值；白语方言中，“蘑菇”、“木耳”和动物身上长的“癣”是同一个词，这种现代科学才发现的知识（都是真菌），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它在白族文化中的来源；纳西语把皇帝叫做“卡”（可汗），显示了纳西族和蒙古族接触的历史。类似的本地经验与知识还有很多，对它们的发现、总结和研究，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已有的文化。

　　木霁弘、陈保亚等学者在1990年考察茶马古道时注意到，“茶马古道上民族分布众多，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能够借茶马古道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因此，解释清楚茶马古道及其文化对文明传播理论会有重要突破，而且对解释汉藏语系和汉藏文化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