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降，欧洲人经由海路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航线沿岸诸国之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种族，因肤色较深，被统称为“黑人”，又称“黑奴”、“鬼奴”、“黑鬼”、“乌鬼”、“黑番”等。不少人后在华定居，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葡萄牙人大量役使“黑人”

　　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记录“黑人”情况的史料是明代朱纨《甓余杂集》。他以亲眼所见，留下大量随葡萄牙人东来的“黑人”资料。卷二：“刘隆等兵船并力生擒哈眉须国黑番一名法哩须，满咖喇国黑番一名沙喱马喇，咖呋哩国极黑番一名”；卷三：“佛郎机夷人大船八只、哨船一十只，径攻七都沙头澳，人身俱黑，各持铅子铳、铁镖、弓弩乱放”；卷四：“指挥张汉差报信军兵王昔等，于黄大洋遇漳贼三十余人、黑番七八人，对船交战，贼败走”；卷九：“及审诸番，各贼俱凹目黑肤，不类华人。”卷十还有一首关于“黑人”的诗：“黑眚本来魑魅种，皮肤如漆发如卷。蹻跳搏兽生能啖，战斗当熊死亦前。野性感谁恩豢养，贼兵得尔价腰缠。”另据明代刘凤《续吴先贤赞》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走马溪一战，被明军俘获者有“黑番四十六，皆狞恶异状可骇”。

　　可见，闽浙沿海通商时，葡萄牙人就已大量役使“黑人”，其中又有“黑番”与“极黑番”之分。“极黑番”大概是来自非洲的黑人，“黑番”则可能是印度人或东南亚人。这些“黑人”成为葡萄牙人的得力助手，不仅为葡萄牙人驾船，而且充当翻译、铳手，帮助葡人铸造佛郎机铳等。在葡文文献中，亦有相关记载。《末儿丁·甫思·多·灭儿致函国王汇报中国之行情况》载，1522年葡船离开马六甲前往中国时，葡人“流窜、染病、死亡，因此，只得花钱请当地黑人驾船，协助航行”。

　　澳门成为“黑人”重要集聚地

　　澳门开埠后，逐渐成为“黑人”的重要集聚地。在明末至清代的有关文献中，对澳门等广东沿海地区的“黑人”有更多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安徽人叶权游历澳门，他在《游岭南记》中描述说：葡萄牙人外出时，“随四五黑奴，张朱盖，持大创棒长剑”，澳门既有男黑奴，又有女黑奴，而且女黑奴“颇能与中国交易”。万历年间，广东布政使蔡汝贤在《东夷图像》中称黑奴勇猛善战，被“将官买以冲锋”，他们忠厚老实，为“诸夷所役使”，夷主给他们“配以华妇”，以解决其婚姻问题。万历十九年（1591），王临亨曾到澳门，其《粤剑编》载：“番人有一种，名曰黑鬼，遍身如墨”，水性极好，常常被用来充当水手，“番舶渡海，多以一二鬼相从，缓急可用也”。明末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广志绎》亦载：“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惟主人所命”，能为主人赴汤蹈火，而且主人对其有生杀予夺之权。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予广盛时，诸巨室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一曰黑小厮”；“一种能入水者，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仑奴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罗国”，“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能粤语”。他描述的是广州富室购买东南亚“黑鬼奴囝”以充家庭仆人的情况。康熙二十二年（1683），工部尚书杜臻巡视澳门，其《粤闽巡视纪略》说，“彼国使臣率其部人奏番乐以迎入”，侍童有黑白二种，“黑者曰黑鬼，绝丑怪”，属于卑贱的仆隶。雍正七年（1729），焦祁年视察澳门，其《巡视澳门记》对黑奴的衣着有具体描述：“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扣累累如贯珠。咸佩刃，靴拖后，齿绷胫上。”

　　乾隆时，印光任和张汝霖在澳门任职期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著作《澳门纪略》，很大篇幅写到“黑人”，除介绍其外貌、衣着、服饰、生活习俗、社会地位等情况，还提到广东沿海和澳门等地“畜养”黑奴的现象颇为常见，“贵家大族多畜之”，普通富人“亦间有畜者”。赵翼在《檐曝杂记》卷四《诸番》中也说：“广东为海外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粤人呼为‘白鬼子’、‘黑鬼子’。”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黑人”来自非洲、西亚的霍尔木兹，南亚的印度、孟加拉，东南亚的暹罗、马六甲、帝汶等，以来自非洲东南部者居多，印度人次之。德国学者普塔克在《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一文中指出：“在澳门的所有人种中，黑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他们大都是来自非洲，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明后期，“黑人”数量颇为庞大，据估算，仅澳门一地，开埠最初十年间，至少应在4000人左右，明末超过5000人。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厉行禁海政策，“黑人”数量逐渐减少。据《新修香山县志》载，嘉庆十四年（1809），总督百龄赴澳门点阅，登记在册的黑奴仅有365人。

　　在沟通中外交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黑人”大多为奴隶或仆役，生命被主人掌握，甚至可以买卖。如果主人不喜欢，则终身不许其婚配。可以说，他们是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阶层，反抗和逃亡之事时有发生。据记载，1638年，浙江温州城有一群从澳门逃来的黑人。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超过两百人”，至福建安海生活。清初，郑芝龙手下的“黑人”，都是偷逃出来的。当然，来到中国的“黑人”并非都是奴隶，其中也有地位比较高的。即便是作为奴隶来华的“黑人”，其后代也有可能摆脱奴隶的身份。

　　因长期与其欧洲主人生活在一起，不少“黑人”通晓欧洲语言，又在与中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渐习华语”，或“日久能粤语”。凭借语言优势，部分“黑人”在中西交往中担任翻译。作为外来群体，他们不仅对所在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在沟通中外联系和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