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行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可以为国家和民众带来实利，也有助于中外文明交流的发展，促进中国与各国的和谐相处。

　　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宋代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变革期，在海上贸易、航海、造船技术、宗教文化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外交流格局的调整、海洋意识与文化的转变，宋代开启了中国古代海洋发展的新阶段。

　　对外贸易重心转向海洋

　　早在汉唐时期，海上对外交往和贸易就已出现，并呈现日趋活跃的态势。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均在北方，出口物品的供给地和进口物品的消费市场也在北方。因此，沟通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入宋以后，对外交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虽然陆上对外贸易仍在继续，但规模有限，海上贸易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贸易对象除了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还包括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阿拉伯地区。就贸易品种而言，除丝绸、瓷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外，中国出口的物品还包括金属制品、生活日用品、文化用品、工艺品等，进口物品则从香料、珍珠、象牙等高档消费品，扩大到药材、矿产、手工制品、加工食品等。据估计，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北宋中期为1666.6万缗，北宋后期增至2333.4万缗，南宋前期高达3777.8万缗。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宋朝专门设立“市舶司”，并颁布“市舶条法”。

　　宋代对外贸易重心之所以转向海洋，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南方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地区成为出口物品的主要供给地和进口物品的消费中心；二是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上贸易在运输成本和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具有陆上贸易无法比拟的优势；三是宋政府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既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允许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四是香药、珠宝等进口物品的产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

　　南海贸易体系形成

　　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促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海贸易体系的最终形成。一是形成稳定的商品结构和互补性的市场关系，中国以瓷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品，换取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等资源性商品。二是形成稳定的贸易力量，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成为主要贸易力量，改变了此前中亚和西亚商人独占鳌头的局面。三是形成具有稳定贸易关系的市场区域，北至东北亚，南到东南亚，西到印度洋沿岸地区和西亚。其中，南海地区是贸易中心，东南亚则是联系这一区域贸易的最重要枢纽。

　　南海贸易体系为海外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提供了新的机制。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贸易需求增长迅猛，经济贸易成为诸国与中国交往的主要动力。在此之前，日本以摄取中国制度文化为主要目的，然而日本与宋代中国的交往也转向以经济贸易为重点。高丽虽在政治上逐步放弃奉宋朝为正朔的传统，但与宋朝的经贸往来始终十分活跃。

　　与此相联系，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也逐步转向海路。北宋时期，朝贡体系已形成以海路为重心、以经济贸易为主要动力的格局。宋室南渡后，西夏、高丽、大理等政权退出宋朝朝贡体系，朝贡国完全来自南海诸国。同时，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贸易体系内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宋一代，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尼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推动的结果。

　　文化新生与融合

　　宋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海洋意识与观念的变化。在此之前，历代政权均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海洋的利用主要局限于获取沿海渔盐之利，并不鼓励出海贸易。宋朝统治者则把工商业视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财政来源，以经济利益或财政的眼光看待海外贸易。宋廷通过抽解（海舶税收）和博买（按官价购买舶货）等方式，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丰厚利益。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市舶收入达到200万缗。宋高宗感叹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宋代官民上下形成了向海洋取利的观念。

　　海上贸易还催生了若干新的文化因素。随着出海贸易活动的频繁，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海神、龙王等保佑平安的神灵广受官民崇拜。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几乎每年都要举行若干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祭祀，但为民间海商举行正式的祈神仪式则是从宋代才开始。海商出海或返回的季节，市舶司和地方官员主持仪式，祈风祭海。宋廷还为民间尊崇的海洋神灵赐封名号，例如，泉州民间祭祀的海神、广东民间祭祀的南海神、浙东明州民间祭祀的东海神，分别被赐封为通远王、广利王、广德王。有的海神还多次受封，福建莆田湄州岛林氏女因能言人祸福，受到乡人信仰，宋政府先后14次赐封，成为东南沿海居民共同崇奉的“圣妃”。宋廷不仅将海商视为为国生财的力量，通过市舶机构和市舶条法加以管理，而且通过主持祈福仪式、赐封爵号，在精神世界中将海商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

　　宋朝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待来华蕃商，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有宋一代，来华贸易的蕃商数量庞大。宋政府保护他们的经商权和财产权，尊重其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在蕃商聚居区，宋政府设置蕃坊进行管理，由蕃人任蕃长。蕃商有罪，重者送官府，轻者则由蕃长按本国法处理。在这种宽松政策下，蕃商将本国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带到中国，并逐步在民间传播开来。宋代传入的域外宗教繁多，有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景教等。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蕃客墓，都是当年穆斯林商人留下的遗迹。摩尼教则广泛传播于福建、两浙、淮西、江东、江西等地。泉州现存的宋代印度教和景教石刻，正是当时中外文化交融的实证。

　　宋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行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可以为国家和民众带来实利，也有助于中外文明交流的发展，促进中国与各国的和谐相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