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理大体呈环状梯级格局：中部水乡，边缘山丘，东缀岛滩。在这些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数千年来生息着不同的地方群体，衍为各具特色的生活形态。岛滩属于其一，是为“东海类型”。

　　东海类型是江南史研究取径单位

　　如何进行地方史研究？社会史学者注意到对“小地方”情有独钟的人类学。费孝通先生找到了一条“现实的方法”：就象解剖一只“麻雀”，先勘查一个社区的内部结构及其结构条件。“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

　　参照费孝通的思路，我们得到启示：在江南史研究中，依据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江南社会可厘定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中部水乡、边缘山丘和东部岛滩。其中，东海岛滩迥异于其他生活形态。如舟山岛民的经济活动，以渔盐与耕作为主，依岛屿生态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耕地分布于河谷和滨海平原，面积小而分散，小村与独户居多，表明小农制普遍存在。该岛南北两岸之沙滩和泥滩及附近小岛，皆有盐田，其盐田利益不薄，但岛内棉花产量因土壤问题低于大陆。

　　岛民的某些风俗，让人匪夷所思。在岱山，“憎恶女孩已成为劳苦父母的普遍心理，所以她们一生下来就有被溺死的机会……但幸运的是他们惧怕天打，因此从迷信的权力下，许多姊妹得能活下来”。某些不明就里的“外乡人”便在报纸上妄称“岱妇素性淫荡”。1940年代有调查者发现，那完全是“被饥饿迫着出卖肉体的”。

　　这是一个从自然生态到日常生活各方面都独具特色的类型——东海类型，它无法由江南社会其他类型取代。“东海类型”还需历史细节的充实，由此必然成为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取径单位。

　　认识整体中国的类型取样

　　“东海类型”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常规思路可能随之而生：我们需要填补“东海类型”的空白。倘若仅止于此，人们也许了解了“东海类型”生活史，却无法真正推动江南史研究的发展。因此，“东海类型”研究需具备问题意识。

　　在认识上，“东海类型”有助于改变我们对地域社会的陈见。当我们将“东海类型”纳入江南史的视野，海水、岛礁、滩涂、渔船、盐场、妈祖等要素很自然成为江南社会的文化符号。冠诸江南名号的地域社会，内部存在众多差异明显的文化符号。这表明，基于自然生态要素的紧密关联而成为一体的地域社会，并不能作为我们旨在认识整体中国的合适的个案取样单位，而更有取样价值的毋宁是地域社会中的不同类型。这应是绝大多数地域社会的基本状态。

　　这不但使我们通过个案认识地域社会，进而认识整体中国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同时，也提醒我们，没有必要以同一种类型的另一个案来重复已有结论。杭州湾两岸的盐滩属于“东海类型”。蒋梦麟笔下的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从中我们看到杭州湾两岸盐区的一般情形：“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份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五十年。”这就是蒋村的经济生活史，显现的是一个“别样的”江南。其研究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典型个案，更在于它是一个类型中的个案，代表了原先被疏忽的“东海类型”，这对于江南史以至中国史研究来说，具有普遍的历史认识论价值。

　　岛民生活研究的人类学借鉴

　　“东海类型”有助于推动社会史研究的人类学借鉴。人类学钟情于社区，海中孤岛常常被选为观察的地点。当社会史将社区作为研究的取径单位后，自成一体的岛民社区很少引起史学家的关注。这与江南史研究中“东海类型”的缺失不无关系。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宁波是中国最先走向近代化的地区之一，其近代化历程自然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但历史学者似乎不太在意宁波地区还是江南岛屿最多之地。在宁波的近代化大潮中，东海普通岛民的生活如何？学者研究甚少。

　　近代岛民的生活状态需要通过特定社区史的考察来获得。选择东海岛民生活进行社区史考察，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史料。斤斤于文献资料的历史学者束手无策，但以民众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的人类学者则有着更为成熟的经验。他们对口传资料的裒辑，对物质文化资料的利用，对仪式资料的解读，对包括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在内的“长时段要素”的理解等，值得社会史借鉴。

　　事实上，近代学者对东海海岛进行调查时，已注意到一些非常规史料。1940年代后期，有调查者在梳理舟山岛聚落史时发现，这里的小村与独户不少以“家”为名，而冠以姓者——李家、朱家、黄家之类，极为常见。这显然是“昔日家族迁徙之迹”。位于定海县城西侧的盐田之滨，遗有数处“昔时人居”的“古迹”。调查者判断，此“可为滨海不利人居之证”。将村落称谓和物质文化遗存作为村落生活史料，颇具人类学意味。由此可见，要还原海岛往昔社区生活情形，并不缺少史料，只是面对这样的“另类”史料，习惯了文献资料铺排的历史学者如何将之“历史化”还颇费思量。这一问题的创新性解决，必将推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