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和图像材料来研究历史，不仅能拓展论从史出的史源基础，而且能为读者打开一条视觉性的“接近”历史的通道。20世纪5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利用形象材料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方面成果卓著。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视为形象史学的初期名著，开创了服饰、纹样、玉器等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形成了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的方法论和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形象历史观，将物质文化史提升至形象史的层面，为构建形象史学提供了直接源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传统研究模式迎来重要的变革契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倡导的形象史学，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形象史学是把形与像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指运用传世的包括出土（水）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铜玉、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史学研究模式。由于文化史学科的特殊性，必须依靠大量的历史实物和图像相参证。

　　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为形象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在中国史学界掀起图像证史的研究热潮。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影像的解读探索其背后潜藏的历史信息。图像证史并不是简单的图文互证和互补，而是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且涉及对历史材料的重新界定、对史料价值的判断、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调整、多学科的合作等多方面问题。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图像证史的“危险性”也逐渐暴露出来，一些研究者缺乏艺术史领域的知识，难免在使用形象材料上存在误区，要么把图像材料当成插图来使用，要么把图像材料作为文献材料的旁证，以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就研究本身而言，形象史学不是把历史形象作为唯一证据，而是对历史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把历史形象与传统文献、口头传播等联结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藉以探讨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脉络。可见，形象史学是对文化史阐释方法和展演方法的新架构，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有形象性的思维，又要有扎实的史学根基。它既不是从形象到形象的简单描述和推衍，也不是从形象到文本的简单解读和互证，而是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所孕育或叠加的信息和价值发掘出来，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综合。

　　就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来说，大量有形有图史料的应用，也可以更清晰地阐释研究者的思路和心得，也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并理解。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历史实物和图像本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已成为新趋势。只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改变传统史学以文献材料构建历史的思维，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和理论架构，才能使形象材料的利用获得相对平衡的学科支撑。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超越图像证史和图像学，使相关研究从历史材料学层面提升至历史哲学层面。这也正是形象史学学术定位之所在。

　　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各种形象材料，既不是史学研究的“边角料”，也不是仅供收藏和把玩的文物，而是古代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结晶，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物质文化发展史。重视这些形象材料，从大处说，可以补充我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认识；从小处说，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武雪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