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以文字资料为基础的。近年来兴起的形象史学，对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并重，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二重证据法推进史学研究

　　根据其来源，文字资料大致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主要形态是书籍。汉字起源很早，行用数千年，而中国古人素有重记载、重史的传统，故传世文献数量巨大。其中，既有前人之记述，又有后人对前人记述的阐释和整理。这些资料重重累积，构成文字资料的主体。另一类文字资料是出土文献。其实，出土文献是一个泛称，不单单指经由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包括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上文字资料（如存世的古文书、档案等）。出土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以真实见长，可补传世文献之阙。

　　早在20世纪初期，王国维即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他还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资料外，更得地下之新资料。由此种资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资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他所主张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考证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如今已成为学者公认的研究方法。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学科的建立，皆与此有密切关联。

　　新观念和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自有其背景和原因。19世纪后期起，中国史学已显露变化的端倪。进入20世纪后，正式开启了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在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国学者的创造精神受到激发，学理思维得以拓展，中西学术逐步交融。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二重证据法”就是这一壮阔形势下的产物。

　　史料范围进一步扩大

　　“二重证据法”之说固然正确，但仍存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主张进行概括和阐发，认为“二重证据法”包含了三方面的“二重综合”，即“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的“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的“互相辅证”、“外来观念”与“固有之资料”的“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按其观点，史证并不限于文字资料，也可以是“地下实物”、“外来观念”。

　　后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例如，黄现璠认为，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应在“二重证据法”之外加上调查资料（包括“口述史料”），以作为第三重证据。叶舒宪认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应增添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方法的运用，等等。即是说，按照“三重证据法”，史证还可延伸到各种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能够用作史证的资料不止于此。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里，视觉资料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一趋势逐渐演化为一种潮流。这里所说的视觉资料，大致是指除文字资料以外的一切可视资料，既包括平面的图像（如绘画、铭刻、地图、书法等），也包括立体的实物（如雕塑、建筑、器具、织物服饰等）、历史遗迹、遗址，还包括体现历史传承的信仰、体现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活动、场景，以及记录它们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这些视觉资料，连同前述各种调查所获资料中的非文字部分（包括“口述史料”），都属于非文字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比，非文字资料的信息往往更为直接、更加丰富多样。

　　非文字资料更为生动直观

　　在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之间，原本并无严格界限。实际上，不少界限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在技术手段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就史证价值来说，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亦无强弱、高低之分。以图像资料为例，如同文字一样，古人留下的图像也在向我们述说，而且更直观、更生动，只是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误解罢了。其实，对于古人留下的文字，我们也会有读不懂或者误读之处。若能将图像、文字合在一起，两相对照，就较容易做到正确理解。

　　非文字资料的采集、记录、储存和整理，都比文字资料困难得多。即便业内的专家，以前对非文字资料的掌握和利用也颇为有限。近几十年来，科技进步已使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质优轻便的照相、录像、复印设备给图像资料的获取带来了便利，现代排版印刷则使书籍、报刊中的图片（尤其是彩图）更为清晰，而且数量激增。尤为重要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启了图像资料的海量之库，并降低了它的门槛。今天，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共享图像资源、相互交流，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去收集资料，建立个性化的数据库，并进行昔日只有少数专家和专门机构才能从事的研究工作。

　　在新科技的带动下，非文字资料将越来越多地为研究者认识和利用，并由此促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思想，从而推进学术的发展。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资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其说亦适用于今日。在此情势之中，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觉悟，采取积极的行动，做“预流”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