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带领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邓小平把苏共的历史教训变为新时期我们党的执政财富，更凸显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政治成熟和睿智。

　　国际形势剧变造成疑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直接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大变化：一是西方的最大战略对手苏联的垮台，使中国作为他们牵制对方的一枚重要棋子的作用消失。二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共产党政权”，对他们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的妨碍进一步凸显。因此，西方政客们几乎连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就把新的假想敌迅速切换成中国。接下来的一套手法也非常熟练：经济上打压，政治上颠覆，意识形态上渗透，直到军事上包围遏制，都与当年他们对付苏联的冷战手法如出一辙。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宣称：“发源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终结于20世纪。”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谷，面对黑云压城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应对？已经“船到中流”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前进还是后退？问题如同两块大石头，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头。有人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动摇了，认为现在“反和平演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有人提出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农村集体经济，应该把“分”的地收回去，恢复集体经营……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人们的观望情绪明显增长。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地安门附近的那个院落，期盼着听到那个不止一次地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老人的声音。

　　“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实际上，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着苏东形势的发展。他对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一套，从心底并不赞成，但也没有对对方指手画脚。这毕竟属于苏共内部事务，对于两个刚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党来说，更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早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就说过：“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自己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

　　但邓小平对于我们党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防线和发展道路是非常坚定的。在苏东社会急剧动荡的1990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他认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从“八·一九”事件议论到中国的改革时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一位政治老人的坚强信念

　　针对党内有些人还存在的疑虑，邓小平决定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视察南方，发表谈话。他要趁自己还走得动时，依靠个人的意志力和影响力，给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不仅如一声春雷，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也就如何汲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做出了回答：不能因戈尔巴乔夫“民主性”、“公开化”改革失败，就否定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死抱住“姓资还是姓社”等僵化保守的传统观念不放，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那样靠反对一切改革来回避执政风险，照样没有出路。

　　他认为，苏东剧变给我们党带来的最大危机感，应该是抓住历史机遇、兴利除弊、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只有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渗透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30多年来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很多未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和动荡岁月的人，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只有与苏联和苏共的命运做过深入比较，才会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党拥有邓小平这样的领袖是多么幸运！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