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各种乱象接踵而至，而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对于研究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邓小平理论探索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这里的“关键”，既非马克思主义，也非本国的具体实际，而是二者之间的“结合”。他说：“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结合”是一个过程，而检验“结合”好不好的标准却不是过程，而是过程的“结果”，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质是什么？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说，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来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回顾，还是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所聚焦的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国道路问题。“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成果，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新境界。自信是主体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的一种信念，它经过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发自觉的辩证统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提出与形成，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根据辩证法，自觉是自信，但是，自觉还不是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自发自觉、自在自为的辩证统一阶段。任何理论都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并经过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几届领导人的不断发展，这就由自觉阶段逐渐上升为自发自觉相统一的自信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道路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

　　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赖以建立的现实前提，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但是，西方有人却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道路的成功突显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就是说，中国道路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既不能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为标准，更不能以“一大二公三又纯”的模式为根据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过程，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适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在实践基础上有一致性，但又有其特殊内涵。因为理论自信标志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且说明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新境界。因为中国特色社会化主义建设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都经历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理论的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自发、自觉和自发自觉的前进过程。

　　邓小平理论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步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后发展国家步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理论的中国意义就在于破解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难题。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是科学地破解了共产主义实现的世界历史一般性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如何相互辩证统一的世界难题。“走自己的道路”，这一结论不仅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世界意义，而且也彰显了邓小平理论对世界一切后发展国家破解后发展难题的世界意义。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