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过去了整整120周年，为什么中国人谈起这个话题还是那么沉重与纠结？因为惨痛的历史记忆总是刻骨铭心，而现实中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迹象，又使人备感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深刻反思历史，有助于认清现实，并指明未来的方向。

　　知耻后勇

　　中国是具有数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却在近代遭受西方殖民侵略。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曾使清政府丧师失地、赔款求和，屈辱的南京“城下之盟”使朝野震惊一时，但并没有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甚至还期望着一种永久的和平。战后相当长时期内他们仍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不思振作。忘记历史，必然付出代价。紧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武力侵略，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

　　屈辱的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最让国人震惊与难以面对的是甲午惨败。不仅是因为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更主要是因为这次战争的对手是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岛国”日本。马关议和的消息传到国内，朝野上下群情激愤，震惊之余便是猛醒。甲午惨败的残酷事实，昭示着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时也是促使中华民族觉醒的契机。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国际之间的战争，是检验综合国力的一个客观实在的标准。甲午战争充当了以“求强”与“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成败的试金石。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完败。有识之士在反思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同时，有鉴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开始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维新派与革命派选择了不同的救国道路，维新变法运动与反清革命运动几乎同时发端。

　　变法图存

　　维新派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在于仅有器物层面的变革；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则是只知皮毛，而不知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近代机器生产与军事装备，而在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梁启超严厉批评洋务派谈“变法”，只知练兵、开矿、通商、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等器物层面上的枝节改革，不得要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显然，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主张已明显超越洋务思想的技术改造层面，而进到制度创新层面。在他们看来，技术与制度有着内在关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正如康有为所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甲午战后，在维新派的宣传鼓动下，以日本为榜样的全面的维新变法，一时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法图强成为朝野共识，尤其是引起一些高层官僚的共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感于甲午战败，痛定思痛，认为“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主张“变通陈法”，“力变从前种种积弊”。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一批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如李鸿藻、孙家鼐、翁同龢、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政界要人列名维新派组织强学会，有力地支持了维新运动。更重要的是，“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对维新派也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一举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百日维新”的一幕由此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戊戌变法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救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当时正值中日激战而清军颓势尽显。孙中山等人痛恨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腐败无能与卖国行径，从血腥的事实中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们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其会员入会誓词明确地提出“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表明兴中会希望彻底推翻清王朝并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二年，广州起义便打响了反清革命第一枪。此后革命党连续举行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在中国和东亚历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甲午战败，是震动中国社会、促使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严重的救亡危机背景下，怀着强烈的变法图存意识和革命救国精神，前仆后继，艰难地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国道路。无论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目标，均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居安思危，牢记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精神养分，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外来危机，使中华民族永远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