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创刊60年了，而我同《历史研究》这本学术杂志建立联系，断断续续也有50个年头了。这50年，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学着步子走向史学界的过程。这篇短文，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同《历史研究》谈心。

　　1964年，我考取了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从那时起，我便订阅了《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1974年，《历史研究》在长时期停刊后办了复刊号，我虽在内蒙古工作，但仍获得这一信息，兴奋不已。1979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独自撰写的论文《略谈〈隋书〉的史论》，这是我在中国史学史园地学步以来最高兴的事情，也可以看作是《历史研究》影响我学术道路的起点。

　　史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60年来，《历史研究》在史学界以至于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是因为：一、大气；二、重视理论；三、能提出新问题，有学术引导作用。因为这三条都与历史研究全局相关，故其亦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从而确立了自身“学术高地”的地位。我个人以为，这或许也是史学界同行判断其学术影响力之大小的尺度。

　　有一个实例，是必须讲到的，即《历史研究》编辑部主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从12个方面概括了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历史研究在理论上的争论和辩难，大致展现出新中国史学演变的轨迹。当然，今天看来，书中所概括的某些观点和论述，或许存在可议之处，但作者们的理论热情和认真切磋的精神，确是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的反映。我想，这应当是《历史研究》对新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之一。

　　就我个人来说，《历史研究》是良师益友，是推动我在中国史学史领域不断探索的一股动力。夸张一点说，《历史研究》同我的学术道路的联系，已在我胸中镌刻出了一道学术轨迹，这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到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再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6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和理论建设的成就。具体说来，我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唐代史学的论文，这就是：《略谈〈隋书〉的史论》（1979年第8期）、《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984年第5期）、《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1988年第4期）。在我关于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中，自认为这是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后，我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199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3年第2期予以翻译、转载）。这篇论文被一些青年同行所谬爱，认为是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自己则把它当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导论”置于书首，用以说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历程及其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关系。在间隔17年之后，我应中国史学会之约，于2009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扼要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及今后努力的目标。

　　通观上述几篇论文，大致勾勒出从断代史学研究到纵向考察史学理论发展，再到鸟瞰学科演进态势，许多地方都是我个人功力和学养难以企及的，但《历史研究》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位严厉的“教官”或“督学”）已把你置于这一境地，这是一次次的“考试”，也是一次次的机会，我感谢这机会，也乐于接受这“考试”，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可能获得些许进步。

　　引领当代史学前进方向

　　如何进一步办好《历史研究》，这是史学界许多同仁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同类刊物中的“排头兵”。“排头兵”的精神好、仪容好，大家都为之振奋，将其作为榜样。这里，我想讲几点粗浅的认识。

　　第一，要有明确的办刊宗旨。所谓明确的办刊宗旨，我认为一是观点鲜明，二是统筹全局，三是兼容并包，四是彰显中国史学的丰厚底蕴和优良传统。

　　第二，倡导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学风。历史研究不能没有实证研究作基础，同时也不能没有理论探讨的提升，二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当前，要关注忽视理论探讨的倾向，鼓励史学工作者提高理论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开拓历史研究的广阔前景。

　　第三，鼓励材料充实、观点鲜明的宏观研究，使微观研究有所依托并得到合理的解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气势，以及“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历史人物判断准则；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之内容入史的见识；朱熹强调读史要认识历史上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方法论等，都是关于考察历史、认识历史的真知灼见，值得参考、借鉴。

　　第四，开辟“中外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栏目，吸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此类文章，推进比较研究的发展。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出国门，使更多同行乃至一般的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从比较研究中阐发中国历史文化本色，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这一栏目开设的高远志向，还在于为培养兼通中外历史文化的年轻一代学人创造条件。

　　第五，阐说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应是《历史研究》经常性的学术工作。历史学具有突出的社会功能，从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到个人的人生修养的各个层面，历史都可以向人们提供丰富的知识、启示和智慧，有利于人们积极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这是史学在社会中所应占有的位置。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权威性的刊物反复论说，使之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所认识，自觉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