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由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王朝，立国长达210年，但由于元修《辽史》的疏舛以及辽代史料的极度匮乏，迄今我们对这一王朝的认识仍有许多混沌不清之处，甚至包括诸如“五京道”制度是否存在、地方行政制度如何运作这样的重要问题。康鹏所著《辽代五京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对此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

　　与契丹统治者“共情”

　　相较于以往学者考察辽朝制度的立场和标准，该书最大的特色是立足于契丹人的角度，尽可能“共情”地理解辽朝统治者的施政理念。该书不追求整齐划一的模式，而是尽量地从史实出发，对种种混沌、抵牾的记述作出更加合理的解读。

　　基于这样的初衷，该书就辽代的五京体制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对于辽代五京并不能使用一个统一标准来看待，辽朝除了八个财政路外，还有军事路。辽朝的南京、西京和东京地区存在兵马都部署司这一最高军事机构，属于军事政区，其中东京还拥有对高丽的外交职能，西京的设立更多地是出自对北宋的防御；上京地区主要是契丹族的聚居之地，故多有隶宫州县和头下军州两类私有性质的州县；中京地区原为奚族活动区域，圣宗时期奚王府的独立地位被取消后，该地区便成为了奚、汉、渤海、契丹诸族的杂处之地。

　　跳出局部 立足宏观

　　历史考据极易沉溺于细枝末节寻找线索。该书的另一特色是不就事论事，而是从宏观出发，揭示历史谜题的答案。如在解释辽朝“五押”一名的含义时，不再纠结于辽制，而追溯到唐代寻找答案，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探讨东丹国的废罢时间时，也将该事件与辽太宗在会同元年（938）的一系列行为（改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东丹国之南京为契丹国之东京）结合考察，认为这是太宗在全面贯彻“划区而治”的统治意图。又如在探究《辽史·地理志》五京道编排方式的来源时，跳出了以往学界大多仅关注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以及新旧《唐书》的窠臼，增加了对地理总志类文献的梳理，最终发现，元修《辽史·地理志》的五京道体例是借鉴了《太平寰宇记》“以道为纲”的编排方法。再如辽圣宗改国号为契丹是在即位当年还是在次年的统和元年（983），从名分的角度给出了新的阐释，认为改国号为契丹，是通过“正名”的方式向宋朝宣示自己对燕云十六州的主权，从而加强燕云居民对契丹的政治认同。

　　动态考察五京体制

　　制度往往是动态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解古代制度时注意其行用的时间范围。相对于前人往往视《辽史》所载的一时之制为有辽一代之制，该书从实际出发，认为辽朝的制度建设是在没有长远规划的状态下逐渐进行的，而且“因俗而治”“随宜设官”的地方统治特色，导致了五京的机构、职官和职能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作者提出，辽东京原本是东丹国的南京，会同元年才变为契丹国的东京；山西五州是先形成财政路，然后再形成军事路；上京地区的隶宫州县与头下军州，在圣宗以后开始逐渐向国家州县转化；中京地区则经历了从奚族聚居区到各族杂居区的变化历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该书从册礼地点迁移的维度考察了辽朝政治中心的变动过程：龙化州→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并抽丝剥茧，逐个剖析了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政治文化演进过程。在总结辽朝“因俗而治”的国策在地方治理的具体表现时，作者认为其表现为辽初采取“分国而治”，中后期则转化为“分区而治”。同时还指出，辽朝的二元政治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契汉分治的单一界限，也有契汉有别的双重面向，还有蕃汉杂糅的混合形态，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地方制度中，也蕴含了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潜在因素。

　　深入研究的方向

　　众所周知，辽朝的国策是“因俗而治”，由此引发的制度建设也貌似没有长远规划。这一特征体现在五京体制中，便是五京名同而实异。在《辽代五京体制研究》绪论中提到：“或许，辽朝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从全局、从整个国家的层面去统一规划地方的统治模式，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随意、率性。但是，我们又可以确切感受到辽朝的五京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诸京，五京与州县之间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线牵连着。”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辽朝作为一个东濒大海、西抵阿尔泰山、南据幽云、北揽大漠的北族王朝，治下民族众多，在此种分散治理的国策下，又是通过哪些手段来抵消该国策带来的离心力，从而巩固并维持长期统一的？这其中又有哪些经验教训？中京究竟是辽朝汉式州县的中心，还是整个契丹国的中心？这些可能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期待作者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为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作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