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在过去40多年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已成长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产业达到技术前沿的产业部门。这种发展得益于两次重要的政策转型，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另一次则是始于2006年的“自主创新”政策转型。特别是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长期摸索，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走出了一条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以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路。

　　战略意志决定自主创新型企业崛起

　　企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主体，但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扛起自主创新的大旗却是一个学术界与政策界长期辩论的难题。有学者从所有制形式入手，辨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优劣势，从而得出应该扶持某类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结论。还有学者从企业规模看待问题，探讨是中小企业在创新中更灵活、更有颠覆性，还是大企业更有规模、资源和能力来开展创新活动。此外，基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外向型经济的成功，不少学者提出企业的产品是满足内需还是用于出口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创新倾向。

　　《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以下简称《潮起》）一书为解答这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自北京大学的封凯栋教授基于横跨20年500余次的深度访谈所积累的丰富数据，指出在华为、中兴、比亚迪、奇瑞、吉利等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崛起过程中，不论是所有制、企业规模，还是市场目的地都不是促成或约束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真正决定企业是否愿意投身自主创新、是否愿意将真金白银投入到高度不确定性的新产品开发活动的根本因素是企业的战略意志。当企业自主创新的战略意志决定了企业内部关键资源的配置方向时，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反倒成为次要的问题，自主创新型企业往往通过不断完善其组织整合能力和为技术学习提供相应制度性保障，长期动态地提升创新效率。《潮起》中将自主创新型企业与“市场换技术”企业进行了鲜明对比，进而深刻说明了战略意志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战略上选择了依赖跨国公司、抛弃原有的产品开发平台，虽然达到了较高的运营效率、生产效率，但始终难以获得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相比之下，自主创新型企业在初始资金、品牌等方面不具优势，却可以依赖积极的技术学习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从电信设备到家用电器，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随着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崛起，这个规律不断得以印证。

　　明确企业自主创新的微观组织基础

　　那么，是什么赋予了自主创新型企业坚定的战略意志？《潮起》给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解释：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兴起的关键是制造业企业中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导的组织模式的出现。在这种组织模式中，自主创新型企业通过对新产品开发制定明确的长期承诺来动员组织，并在实践中将部分决策权下移到真正面对开发任务的工程师团队。反过来，工程技术人员的战略控制能够确保企业有意愿且有能力对产品开发长期投入，使企业在技术学习中有效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通过不断完善组织整合的手段构建企业内生的技术能力。

　　进一步说，自主创新型企业以产品开发平台为载体，实现了自身技术能力的螺旋式成长。在这里，产品开发平台指的是一系列在技术逻辑上具有继承性的产品，以及与之关联的开发过程和开发型组织。只有通过这样的载体，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在产品开发中获取的经验才能得以整合与积累，这也成为自主创新型企业与“市场换技术”企业的本质区别所在，因为后者在为跨国公司进行本土化生产的过程中无法得到系统的知识积累。在搭建起产品开发平台后，新兴的自主创新型企业纷纷采取了快速产品迭代的战略，通过持续的技术升级与消费者和产业伙伴进行互动，不断改进自身产品的不足和局限性，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以产品开发平台为载体的小步快跑自主创新战略，如今已在本土创新型企业中得到广泛运用。然而，这些经验的获得离不开先驱企业的长期摸索。以电信设备行业的巨龙通信和汽车行业的哈飞汽车为例，尽管两家企业最终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它们通过扩散技术知识或尝试技术学习新方法，都为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贡献了宝贵经验。《潮起》一书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的披露，让我们能够以更加系统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审视我国自主创新实践取得成功的过程。

　　加快本土工业创新活动“再组织化”

　　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格局，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实现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目标还面临诸多障碍。当前，中国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困境，根源在于中国在融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和改革原有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国内产学研部门未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关键技术领域内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以发展相应的技术能力。换句话说，自主创新型企业的成功只是创新链上“点”的突破，大量的企业和科研部门未能形成互动合作的本土产业共同体，造成了集体行动层面的困境。因此，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国家力量驱动产业的集体行动，解决本土创新的“系统失灵”问题。正如自主创新型企业通过搭建产品开发平台、强化用户互动的方式构建企业技术能力，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也将是通过疏通关键技术领域“堵点”，构建本土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最终形成一个突破关键共性技术瓶颈、推动内生技术发展的本土创新平台。借用《潮起》中的表述，这即是本土工业创新活动的“再组织化”。

　　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将是当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次政策转型。在前两次转型中，中国通过总结“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和自主创新的经验，打破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桎梏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与创新的种种迷思。而在当前的第三次政策转型中，我国不仅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还将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进而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