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文学的学者普遍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城市书写中，北京的形象具有相对统一的美感。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谈道：“从现代到当代，文学关于上海，始终在发现中。文学关于北京，却因认识的统一和范本的产生而易于保持美感，形成彼此间的美感统一。”这种美感往往指北京虽然在空间上属于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在时间上却往往朝向传统历史，在文化经验上则生长出乡土记忆。在中国文学的情感经验中，“北京”往往作为“古都”呈现出沉静、优雅的古典美学特征。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形象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城市形象中显然是独特的。本雅明将现代大都市作为现代性魔幻般的彰显和神话的再生。在欧洲现代文学中，“城市”替代“远方”“孤岛”成为流浪探险故事的目的地，是浪漫古典的乡村生活的对立物。中国现代文学师法欧洲现代文学，共享着现代性叙事中时间上的现代与传统、空间上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创造了一系列喧嚣、繁华、多变的城市形象，与沉静质朴、停滞传统的乡村相互映照，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空间经验。而在这样的普遍叙事中，北京作为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却成为传统中国的文化标签，这确实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与文学的特别之处。问题在于，这种鲜明的特殊性在一百年的时光中不断被征用、被经典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其被刻板化、标签化的命运。
虽然从历史事实来说，一百年间，北京除了作为“古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曾在军阀争夺、日本占领的灾难中满目疮痍；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选为首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系列现代变迁；更无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超大型城市，它经历了多少新的变迁、面临着多少新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古都”几乎是北京统一的美学标签。
文学中抚慰灵魂、寄托乡思的“古都”北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作家们面对列强纷至、战乱频仍的现实，感受着西学大张、传统支离的文化困境，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与客居异国的寂寞中，他们频频回首、魂牵梦萦，创造了一个可以抚慰灵魂、寄托乡思的“古都”北京。深邃天幕下悠远的鸽哨、街头缓慢细碎的驼铃、红墙古刹的千年记忆与细碎温厚的老北京市民的人间烟火……这些既是北京文人老舍《想北平》中无一处不好的故乡，也是浙江才子郁达夫《故都的秋》中诗意盎然、岁月静好的故都。更有意思的是，虽然郁达夫自己真正的故乡是山水秀丽的江南，但他将北京称为“故都”，让北京而不是江南来承载他对故乡的眷恋和向往。又如张恨水，即使在北京时生活得并不那么如意，在其离开北京后与友人回忆起北京时，想起驼铃“木哑的声音”，也觉得是天堂一般。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四世同堂》描写了北京在20世纪最不堪、最狼狈的一段历史。但有趣的是，老舍笔下的北京，静默千年的古都风景与传承千年的人情礼仪所彰显的美感与《想北平》一脉相承。虽然作者对这样的美学特征由此前单纯的眷恋向往转变为欣赏中有批判、眷恋中有痛惜，但改变的是作者的判断，却不是北京的美学特征。而且，这种批判中的欣赏、痛惜中的眷恋，蕴含在作者的文字深处，使得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获得了较之同一时期、同一题材作品的独特性：新的历史没有摧毁抛弃这座静默千年的古都，而是赋予其抵抗侵略的新的力量，催其获得新生。
这样的北京成为20世纪中国城乡分化、社会巨变的大历史中一个独特的“城市”，用它的沉静、优雅、温暖默默抵抗着现代时间的转瞬即逝、文化转型的喧嚣浮躁、社会变迁的冷酷无情。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这些书写在百年岁月中沉淀、发酵。一代知识分子在书写北京时的复杂心曲慢慢褪色，而北京刻印在这些文字中的形象却成为经典乃至统一的审美记忆，绵延在几代作家们对北京的书写描摹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迅速在《上海的早晨》这样的文本中融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主题，而进入新中国的北京仅仅在老舍的《龙须沟》中展开了一个人民政府改造环境的故事，故事中活跃着的仍然是亲切温厚的北京市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与文学都发生了巨大转型，北京的沧桑巨变也进入作家笔下。刘心武的《钟鼓楼》与邓友梅的《烟壶》选取的仍然是古都北京的典型意象：古建筑与传统民俗；讲述的仍是千年古都的故事，百年沉浮，人事代谢，而钟鼓楼依然沉静、温厚地浸润着时光与风雨，精雕细琢的烟壶所蕴含的那种典雅、精致的文化仍然镌刻在人的灵魂深处。因此，刘绍棠将“京味小说”与“乡土文学”并论，这一观念虽然并不严谨，且颇受争议，但也的确在某些本质层面道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书写北京时的某种审美统一性。
文学史对北京“古都”意象的强化与固化
北京深入人心的“古都”形象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书写中，也体现在文学史的阐释中。从美学特征来说，古都北京不是现代性历史中的“都市”，但从文学史的内在逻辑来说，它又是被现代性都市召唤出来的幽灵、映照出来的倒影。也就是说，它的美学特征是古典的、文化属性是传统的，但对它的古典与传统的书写产生并存在于现代性历史与现代性大都市的魔境中：有现代都市的无根，才有古都北京的安稳；有现代都市的喧嚣，才有古都北京的沉静；有现代都市的浮躁，才有古都北京的优雅。
因此，文学史在建构文学与现代历史的记忆时，更倾向于关注典范而纯粹的古都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北京另外一些更复杂的书写向度。例如，即使那么热爱和眷恋北京，老舍笔下的北京，也会是因循守旧、满目疮痍的日占区，还是吞噬了劳动者骆驼祥子的阴暗空间，也藏纳着臭水沟，生长着流氓和汉奸。20世纪后期，作家王朔书写过北京在“古都”以外的形象。他将北京收缩到部队大院中，写了一群没有古都情结的大院子弟，“北京”于他们仅仅是身份上的政治中心与语言中的京片子。近年来，“北京”也是石一枫笔下北漂女孩陈金芳和文珍笔下具体可感的安翔路。这些都是对单纯的、仅仅作为现代性历史中文化标签的北京形象的突破与丰富。但或许因为在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中，北京作为“古都”的审美形象过于深入人心，这些写作虽在各自的接受维度上并不鲜为人知，却很少进入对“北京”文学形象的整体阐释中。
如果说文学史上这些更复杂的向度往往会被流转的时光净化，遮蔽了文学与历史更多维的互动，那么无论是今天的北京，还是今天的文学，都应该发现并呈现出更丰富的可能性。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容纳了三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它既有与全世界大都市同质化的商业中心、文化场所，也保留了无数刻印着传统时间的胡同、古建筑；它荟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精英，也容纳着无数每日为生存奔波的普通劳动者。北京今天的市声中，没有驼铃了，但仍听得到鸽哨与京片子，但它们混在五花八门的方言、普通话、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中。北京今天的日常生活，早晨的豆汁仍然是有的，但它们挤在遍地开花的肯德基、星巴克中。今天北京到中秋时兔儿爷仍然有得卖，但它与乐高、机器人放在同样的柜台上。它还是古都北京，但它是今天的、活的古都北京，是有着数不清的空间维度与文化层次的古都北京，是三千万芸芸众生活于斯、喜乐于斯、悲苦于斯的古都北京。“古都”不应变成一座巨大的文化博物馆被封存，而应该携带着今天的温度与血肉，从文学进入到当下与未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叙述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