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新型帮共体的“公益+市场”模式探索》呈现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交汇点上，浙江省淳安县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探索出的新型帮共体模式，不仅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可行经验，对于西部地区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新型帮共体的实践价值表现出三个突破。 

　　首先，突破了头部企业“公益”和“市场”领域相互隔绝的固有格局。利用头部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能力，在与村庄结合发展休闲旅游和生态农产品新业态中，形成企业经济效益的长期预期与村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极大改善、农民增收及村庄可持续发展等短期效益相嵌合的结构。该模式形成村庄与企业、地方政府合作的新型可持续发展共同体。

　　其次，突破了政府科层制架构和项目化运作的封闭性。共同富裕等目标具有区别于政府日常运作目标的开放性特点，促使政府职能必须转型；民营企业家投身乡村建设的行动，使得传统“项目进村”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淳安县党委政府通过制度变革，突破了科层制中基层政府的僵化性，以改革创新推动项目落地和乡村振兴。

　　再次，突破了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城乡分割的观念桎梏。新型帮共体的出现意味着对乡村价值的再发现，胡家坪不仅是企业家家国情怀的寄托地、城市新社会阶层的休闲度假地，更成为外出就业村民的创业地和生活地。该模式形成跨越城乡，撬动更大更多资源整合的新发展极。

　　企业是扶贫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力量。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发起的“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参与的民营企业达10.95万家，帮扶村庄12.71万个；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共带动和惠及156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021年7月，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接续启动。但以往行动中，企业参与西部地区扶贫也存在一些不足。从帮扶主体来看，西部地区更多依靠国家的战略安排和行政化组织，基层政府制度变革的动力不足；从帮扶方式看，西部地区的不同帮扶主体所带来的项目缺少像新型帮共体那样的长远、系统谋划，是一种单向度、自外而内的救济式“公益”，难以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盈利的空间；从帮扶结果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难以形成平等对话、协商的关系，帮扶对象缺少发展内生动力，因而更难建立新型帮共体这样的共同体。

　　那么，西部地区有没有可能生发出新型帮共体？ 

　　首先，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发展时空差别，但是仍具有生成新型帮共体的基础。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数量少、能力相对较弱，乡村脆弱性更高，区位条件也与淳安显著不同。但是国家的定点帮扶、东西部协作等制度安排，根本目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企业与西部乡村建立了紧密的情感关联和经济合作，已初具新型帮共体的基础。新型帮共体模式也为东部地区的头部企业参与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及自身经济效益的获得提供了内在的拓展空间和巨大潜力。

　　其次，西部地区的新型帮共体生成，需要克服传统帮扶的不足。因此，西部地区新型帮共体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制度与政策创新方面。一是要拓宽民营企业特别是东部地区头部企业参与本地乡村振兴的渠道，创新帮扶方式，实现长期经济价值与短期社会价值时空差异的无缝衔接。二是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摆脱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

　　最后，西部地区的新型帮共体可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与淳安县相比，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更有优势，乡村社会关联和文化底蕴更加淳厚，完全具有与社会资本合作拓展旅游、康养、研学等新业态的空间。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实践积累下来的党组织建设引领帮扶方向，协调帮扶单位与企业、地方政府及村落共同体关系等经验，都使得西部地区的新型帮共体生成深具潜力。以党建引领的市场—政府—社会合作机制，或可成为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