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发展”概念置于中国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会发现，20世纪晚期以降，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两次发展研究的热潮：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界对发展理论的求索，再一次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以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理论为引领，掀起了新一轮发展研究及实践高潮。与国家的新发展战略相呼应，近年来社会学界在对发展社会学传统学科体系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强烈地意识到发展社会学存在的局限，努力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全新的发展理论作为学科更新升级的指导，试图通过对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的探讨，建构起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开启了“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研究和探讨。值此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前往黑龙江考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在此背景下，从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东北振兴展开阶段性的总结探讨，可以获得许多新的发展启示。
首先，获得对新时代东北振兴的战略性和全面性的新体认。新发展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在于，努力超越以“早发—后发”为分析单元的研究框架，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和综合性，既从整体的视角关注“全球发展”这一总体性话题，也不放弃中观、微观发展的研究探讨。而将东北振兴置于新发展社会学的视域下，我们会发现新时代东北振兴所特有的“战略性”和“全面性”，即超越“东北现象”的单一问题视域，充分意识到东北振兴的全面性，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权威媒体率先提出“东北现象”概念，主要关注东北国企改制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此后，大家循着“现象逻辑”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持续性的跟踪调查和政策研究，先后提出了“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等命题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30年间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特质及问题表现，描绘出“东北现象”的发生及其被“问题化”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对东北问题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就“东北现象”研究话语的变动而言，以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为标志，出现了由“东北问题”分析话语向“东北振兴”政策话语的转变。在此后的时间里，国家先后颁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9）、《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201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16）等，形成了一个关于东北区域全面振兴的政策体系。主要表现为：其一，强调国家区域发展的均衡性。2019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刊发《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将东北振兴置于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提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指导意见，指出东北地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备很好的基础条件，全面振兴不是把已经衰败的产业和企业硬扶持起来，而是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其二，将东北振兴与国家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新发展理念指导东北振兴，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东北振兴的目标是将东北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嵌入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其三，强调东北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以GDP作为评价指标，而应将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改革、调整和创新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颇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计划经济时期的东北肩负着工业强国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统筹下，东北地区承担起国企转型和改革的艰巨任务，还作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东北地处边疆，承担着国防的重任。因此，只有将东北地区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其振兴的全面性才能获得理解。其四，强调振兴发展的可持续性。所谓可持续性是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而提出的，主要是在东北振兴的实践推进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其次，探索内发与外发相结合的东北高质量发展振兴模式。发展社会学传统分析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看作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强调冲击与回应、刺激与反应过程中的被动性发展，也就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简单地划定为外源性发展，其实质是将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置于中心位置，而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放在边缘从属地位。而新发展社会学则更强调内发与外发的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只是单纯地模仿早发国家，而是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发展优势，制定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同样拥有“内发”的力量，并由此生发出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其一，在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各空间层级体系的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在东北振兴的问题上，要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在全球发展层面，东北地区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在国内新发展格局构建中，东北地区要加强与东部沿海和京津冀的联系，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二，新发展社会学在承认加入发展体系重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内生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真正意义的高质量发展是以加入世界体系为前提的内在发力的充分释放。运用上述理论范式来理解分析目前东北振兴所遇到的发展困境，我们既要强调东北加大开放力度，又要注意其内在发展力的培育和发现。长期以来，在“东北现象”研究反思的过程中，很多论者对中国东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诸多优势认识不足，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外源发展取向。而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我们会发现，东北地区虽然长期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和挑战，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上仍然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其一，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领域，以若干东北大型央企为主干的企业发展优势依然存在。其二，东北地区具有较为完备的城市体系和较高的城市密度，区域主干城市具有较好的城市形象和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时至今日，东北的城市化水平仍处前列。其三，在社会教育方面，东北教育体系比较发达，教育质量较高。其四，东北地区具有社会进一步发展不可缺少的黑土地及生态环境优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深入推进东北高质量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和优势。
再次，重新审视发展阶段论视域下的东北振兴。传统的发展社会学所揭示的发展阶段论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忽略了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同性质发展的阶段转换性。新发展社会学所阐发的发展阶段论，则注重与转型理论相结合，其所阐释的发展阶段论不再是简单的发展时间的阶段性区隔划分，而是在对特定的发展历史前提和现实演进阶段情况做出综合研判基础上提出的根本性判断。从发展阶段分析视角关注东北振兴，可以发现，东北振兴已不再是单一的产业转型发展和锈带修复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国家安全和区域均衡发展，集大工业、大农业于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带有根本性的国家发展战略。东北振兴不仅仅是单一的产业振兴，还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总体发展振兴过程，将产业发展与区域均衡发展结合在一起。同时，这一振兴还着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均衡性。
总之，将东北全面振兴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放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全面审视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时，我们便会意识到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寻找其发展转换的紧迫性，并努力在此基础之上突破瓶颈，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和发展升级。总之，在东北振兴的战略实践中，我们应摒弃发展主义的评价原则，以新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客观地审视东北地区社会所面临的多方面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机遇。最终，将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以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创造性转换。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