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最常见的问题是理论与经验的“两张皮”现象。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将理论视为“真理”，期待现实按照理论的逻辑去运行，从而陷入本本主义。一旦现实与理论不相符，他们认为这不是理论有问题，而是现实中的制度和行动者没有按照理论的标准去运作。针对本本主义的危害，一部分研究主张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用现实的经验材料来“修改”或“填补”理论。显然，这种路径认识到了理论是相对的，是要遵循经验的逻辑的。然而，许多经验材料仍然不能直接形成理论与经验的自洽，大量研究中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问题依然严重。
究其根本，是研究者没能进入经验材料的真实逻辑，没有获得“经验质感”。所谓经验质感，就是能实现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能透过若干分散经验现象关联起现象背后的复杂性以及经验本身的逻辑性，并由此形成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的能力。用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话说，经验质感就类似于语感，类似于骑自行车的平衡感，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熟能生巧的能力。
很多学生做论文，先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再收集与这个理论框架相关的“材料”或是“数据”，最后用这些材料去填充理论框架。但任何“材料”或“数据”其实都是整体经验中的一小块，其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我们不了解单个材料背后那个“完整的故事”，那么所得就只是片段的、个体化的、支离破碎的材料。并且，根据理论框架去收集的经验材料只是为了服务于理论的逻辑，忽视了经验本身的逻辑。事实上，经验本身的逻辑与那个预先设定的理论逻辑往往不一致，完全按理论框架收集的材料很容易经不起他人的追问，更无法有效地修正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
那如何才能做到整体性认识经验呢？要避免两个误区。
首先，不要把田野调研当作单纯地收集资料。收集资料式的调研往往意味着研究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理论预设和研究结论，只需要去田野寻找那些可以支撑其理论预设和研究结论的资料就可以了。这种调研也就难以理解经验本身的逻辑性，更难以形成“在经验中提问题、在现象中找关联”的能力。事实上，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在理论与经验的互动中形成的，没有进入经验本身的逻辑就很难有这种互动，也就很难提出有新意的问题。比如，在县级政府部门做调研，最容易收集的资料是各类公开的制度文件和工作方案。但是，基层政府运行的真实逻辑往往不完全依托这些制度文件和工作方案，一旦深入其真实的运行过程，就会发现制度文件与实际运行之间的相关性及两者背后的故事。
其次，不能期望零星的调研就能获得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在政府部门调研，如果只是几天的座谈或几次参访，往往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听到一些显示成绩的案例。相较于村庄，在政府做田野调查不仅“入场”门槛更高，而且封闭性更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度更低。即使是完成纵向课题，通过官方正式介绍入场，也很难听到或看到正式流程之外的经验现象，这类调研也容易演变成寻找与课题相关的问题与资料，导致经验的碎片化，难以获得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
与上述误区不同，以理解“是什么”为目的，长时间地浸泡在经验里的调研，是获得经验质感的有效方法。以理解“是什么”为目的调查研究，就是事先没有明确的成果预期，只是想了解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样子，是如何行为的。写作的灵感来自调研过程发现的某个问题或现象，再围绕这个问题或现象进行追踪寻问。比如，我做硕士论文时，最初不知道要做什么具体的主题，只知道要做与政治社会学相关的议题，与政府相关的主题。为了寻找到具体的问题，暑假就去某乡镇政府见习。那是我第一次进入政府调研，感觉非常震撼：政府的运行与我在政治学著作中读到的理论、概念完全不同。“政府是什么”，看似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只是从概念和定义的意义上看，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代表国家意志，实现社会治理的公共组织。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府却表现出不同的运作特点、运作机制、运作逻辑？所以，从经验逻辑上理解“政府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是政府研究的第一步。我们只有弄清楚“政府是什么”，才知道“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政府”。事实上，理解“是什么”也是理论构建的重要前提。理论是在不断地追求“是什么”的经验过程中得到修正、发展和推进的。如果对“是什么”这一前提不甚明了，就无法探讨“为什么”和“怎么样”，进而出现概念的混乱和理论逻辑的自相矛盾。
以理解“是什么”为目的调研需要研究者本着一颗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长期坚持调研的耐心与恒心。急于发现的调研往往很难有所发现，真正的发现有时是调研时不经意的“意外”，是在长期调查过程中的“蓦然回首、恍然大悟”。比如，为了搞清楚“乡镇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决定去一个乡镇（后来论文中的桔镇）待上一年。最初的两个月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认识我、接纳我。所以，这两个月就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刚入职的乡镇干部，工作积极、什么事都参与。吃住在乡镇的好处是更容易融入大家，比如与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饭后一起散步，晚上一起看电视、闲聊，白天跟着他们下村入户。其实，无论是一起吃饭、散步还是闲聊，于我而言，都是田野的现场，都是在做调研。当我对一个问题或现象有疑问时，就会单独约干部访谈。我们几乎单独访谈过每一位桔镇干部，有些人单独访谈过很多次。由于不同人掌握的信息不同，所以我们一般会就同一问题访谈多个对象，相互印证，使得“故事”更客观完整；对于敏感的话题，则通过观察或在闲聊中不经意地介入形成答案，从不正式访谈。
总之，只要人在场，便“处处是田野，处处是经验”。一旦将理解“是什么”为目的的调研作为一种向实践学习的常态和习惯，就不仅不会有“急于求成”的焦虑，而且能慢慢地形成经验质感。
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临时性的，甚至一次性的，研究者只是一个提问者，研究对象只是“材料的提供者”。问题是，当我们的访谈对象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时，访谈对象凭什么愿意花时间配合我们调研，陪我们聊天？回顾自己的田野工作，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临时性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合作性关系”。博士论文调查结束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回桔镇调研，与桔镇许多干部的友谊一直维系至今。桔镇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后来升任了县级领导，他们又约我去他们任职的县做调研。我对有关研究问题的理解由此从“乡镇”上升到了“县域”。这也慢慢让我理解了研究与研究者、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经验质感也是在这三者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来自基层干部对事实的“解读”。一方面，调研者放低姿态，将自己当作小学生，虚心向我们的受访人、研究对象学习、请教。另一方面，在长期的互动中，研究对象慢慢地信任研究者，能理解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做调查研究时，当我们在观察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其实研究对象也在观察我们、研究我们。只有当他觉得你研究的态度是真诚的、研究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他才会回馈以真诚，愿意“讲心声”。事实上，很多基层干部有社会情怀，当他发现你的研究是为了理解、建设这个社会时，他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也会得到激发，会与研究者“共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合作性关系由此形成。
同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合作性关系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对经验的反思性。警惕对研究对象的“共情”使研究者丧失“他者”的立场，或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共情”也使研究对象“迎合”研究者的价值偏好，从而影响调查研究的客观性。经验质感是对经验进行反思性之后获得的，不仅需要研究者在浸泡经验之后再跳出经验，反思经验，还需要研究者有理论素养，具有反思经验的理论视角与理论阐释能力。没有哪个研究者比农民更了解农村，也没有哪个研究者比基层干部更了解基层，但农民很难能提出研究性的问题，基层干部也很难写出研究性的论文。生活经验是一种社会化的身体本能，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本能，是一种朴素的经验，一般不具有反思性。而经验质感是一种超越生活经验的“反思性自觉”，是在理论与经验的反复互动中形成的。
个体研究者力量有限，即使具备经验质感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验。因此，就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个目标而言，要达到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还需要构建具有基本共识的学术共同体。因为只有学术共同体才能克服“有限理性”对个体的约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和不同面向，逐步接近完整的经验事实。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