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加速成为现代社会常态，如何让民众过上具有松弛感的美好生活，也渐渐为社会所关注。社区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最先一百米”，这就要求基层应将“减速”思维融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持续提升民众对高品质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
“减速”：构建社区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构建社区美好生活首先要为社区工作者减负。也就是说，从日常生活体验的角度看，“减速”似乎更能代表加速社会背景下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这一主张有较多支持者，如哈特穆特·罗萨所认为的，由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等组成的社会加速系统，正是造成关系异化、破坏美好生活的渊薮。若从此视角看，社会加速不仅改变了劳动、消费、学习等领域的深层逻辑，更影响到了人际关系，对社区美好生活形成干扰。
首先，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压缩了社区现实交往。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应用向社区下沉，居民在线时间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1年底，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从18.7小时增至28.5小时，老年网民在线时间增长尤为显著。这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邻里面对面的互动时长，既不利于社区资本的长效积累，更让需要“具身社交”的老龄群体愈发脆弱。
其次，场景营造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场景营造已成为当前社区微更新的一项重要手段，但部分地方借建设“智慧”“未来”社区之名追求速度和形式，热衷于打造即时的消费景观。这类网红化运作模式不断浸入社区，导致作为社会交往载体的公共生活空间悬浮化，引发本地的历史、故事和共有记忆不断与公共空间脱钩，极有可能削弱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融合度。
最后，生活节奏的普遍提速，降低了社区发展活力。如今，社会生活步调的整体变快已传导至社区。从工作形式看，居家办公和灵活就业让在家“赶工”日益普遍，大量零工群体缺少时间和精力参与近在咫尺的社区事务。从日常消费看，外卖和零售平台提供的小时达、半日达，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满足基本需求，间接导致了“附近的消失”。这种家门口的“高科技低生活”，会逐渐掏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有活力。
减速的本质：优化治理
在数字技术应用、消费场景营造及日常生活转型中，加速成为当前社区治理中的难点。对此，减速治理有望为居民与各主体共创美好生活提供路径。减速治理不是“停下来治理”，更非“减掉治理”，而是优化治理，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关注老龄群体慢适应。当前，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和“手机沉迷”两大难题，皆源于他们被数字化浪潮过快裹挟而又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和适老服务环境。在社区治理中，应落实数字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促成老年大学、社会组织、物业、家庭等主体协同，宣传智能手机“关怀模式”设置，防止App在社区无效扎堆，为老人提供实用便捷的“慢选项”。
二是重视公共空间慢生态。“场景适度落地”和“慢行系统植入”，是塑造社区公共空间慢生态的两项基本工作。前者是指要避免社区场景过快的重复性低效营造，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对有争议的场景规划可适当留白、暂缓建设，保证场景始终作为延续社区记忆和凝聚积极认同的舒适物集成。后者则是指把慢行交通作为高品质、人性化社区公共空间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综合考虑“一老一小”的活动范围和各年龄段出行需求，确保各行其道、无碍接驳，为居民放缓生活步调提供宜行宜游的绿道网络。
三是发展社区商业慢业态。20世纪晚期以来，旨在保护传统的“慢食运动”和过好生活的“慢城运动”风靡全球，慢生活业态跃升为一种可缓解社会焦虑与个体紧张的商业力量。在现阶段，街头咖啡馆、萌宠会馆等慢业态小店正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伙伴。它们不仅提供了就近就便的个性化服务，还创造了小坐、会客、交友的闲适空间，促使居民主动慢下来舒展精神、回归附近，为多元化的社会连接与审美化的公共生活提供必要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慢业态不可脱离社区真实需求和居民消费水平，否则将面临景观过剩而互动稀缺的状况。
四是引导年轻世代慢心态。随着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在基层规模日增，共建社区美好生活就不得不正视他们独特的“慢心态”。厌恶“内卷”、追求“佛系”、向往“普通”，其实是青年面对社会加速时正常的心理调适和自主减压。但受信息茧房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的干扰，慢心态又容易畸变为自我矮化乃至极端消极情绪。为此，减速治理需要与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紧密结合，在慢生活场景中聚人成事，保持青年向上向善心态，引导其将“圈地自萌”的小众热爱投入更宽广的社区事务当中。
总之，减速治理旨在维护和塑造以人为本的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一方面，减速治理绝不是完全否定速度，因为共建社区美好生活的底线就在于及时补齐短板，对各类风险进行第一时间响应。另一方面，减速治理也并非一种孤立存在的范式，它应该与情感治理、韧性治理、生活治理等手段相互促进，共同丰富基层社会工作“工具包”，对建成集秩序、活力、安全为一体的现代化幸福社区发挥支撑功能。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