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出自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之口、被后世不断传颂和阐释的名言，同中国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遥相呼应，既在现象层面勾勒了理论与经验的差别，又暗地里表达了二者彼此不可或缺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社会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应该自省书斋中和摇椅上的学问的各种有限性，另一方面必须自觉维持理论与生活、纸上与躬行、灰色与常青的密切互动，让理论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保持和彰显自身的生命力与经验性。因此，进入田野，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社会理论研究者的必修课。田野研究的方法和经验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丰富的介绍和研究，但少有学者反思社会理论同田野调查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多年来从事“摇椅上的学问”，深感理论的“灰色”性，故近年来“伙同”一些朋友和学生，进入各种田野，既尝试引导学生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又希冀切身体受田野研究的乐趣和艰辛，并为自己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和理路，增进理论研究的现实性，积累了一些关于社会理论与田野调查之关系的粗浅看法，现不揣浅陋，予以呈现，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和指正。
回向研究者自身坚持田野本体性
把自己作为田野。社会学者应该关注自身：不一定非要像——虽然很重要——布迪厄所渴望的那样遵循严格的“反身性社会学”方法，以从根本上增进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但一定要将自己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道理很简单，我们每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是社会中人，不只是跟书本打交道，更多的是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并且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对自身进行再社会化。我们的样子就是社会的样子，我们的所思、所做，就是社会在我们身上沉淀和呈现的成果；我们期待别人和制度对我们的态度和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渴望从他人身上获得的答案，也可以从我们自己身上获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处在共同的文化熏陶下，另一方面则源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不进入身外的田野，社会科学者也能在自我关注和调查中获得大量关于社会和人的信息，在自我理解中获得对他人、对社会的理解。把自己当作田野，就是调查者向调查对象提出的问题，首先应该向自己提出，自己阐述的观点，首先要看适不适应于自己，自己相不相信。这样，具体调查内容和方法的合理性才能得到检验，调查者才可能与调查对象“将心比心”。不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个人的经历也是有限的，而且，很少有人有绝对的自我反思能力，因此，单纯的自我反思和调查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深入把握，故而需要我们进入社会上其他人和人群的世界。
田野作为本体而非工具。我们面对一本陌生的经典著作时，是抱着敬畏和好奇的心理去打开的，在字里行间寻幽探微，琢磨其问题意识和实质关怀，厘清其千回百转、收放自如的论述逻辑，在反复阅读和揣摩中接受其熏陶。从著作中寻找与自己观点相同或者相左的证据，不是阅读经典的正确态度，这会让读者简化甚至歪曲经典，收获大打折扣。而且，任何经典都不只有一个问题意识、一条分析线索，或仅一个可以一眼洞穿的结论，故而需要在不同时间和场景反复阅读和理解，需要将其放在不同语境下展开对话和比较。对待田野亦应如对待经典著作一样，进入之前，它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我们没法站在它的门径之外去想象其奥秘。进入田野的动力也应像打开一本经典著作的动力，仅仅是好奇使然。譬如，我们调查浙江省三门县的冲锋衣产业，是因为它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我们对其一无所知。我们调查“三门青蟹”，也是好奇心使然：青蟹何以成为“三门青蟹”？对现象的好奇，与带着预制的理论问题进入田野去“寻找”答案或佐证自己某个观点的材料，有着本质性区别。很多调查者进入田野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但功课的重心不是田野本身，而是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收集资料，撰写文献综述，设计访谈提纲。一言以蔽之，就是将自己开展调查的问题意识限制得非常具体甚至狭隘，进入田野后就根据这些预制品在漫无边际、深不见底的田野中圈出一个很小很小的“花园”，旁若无人地“挖呀挖”。
预制问题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听调查者抱怨田野太平淡，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很可能跟这种预制问题、田野工具化的做法有关。不只如此，预制问题还会局限调查者的眼界，丢失田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遗漏田野呈现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现象和议题。更为重要的是，预制问题表明，调查者在调查之前就已“胸有成竹”，调查的结果并不会给其研究带来实质性启发，最多为其添加几个证据而已。总之，兴趣驱动的调查是以在田野中“发现”好玩的议题并爬梳答案为宗旨，有“我注六经”的味道，田野是本体性的；预制问题的调查则是从外部为田野设置议题，其实质是“六经注我”，田野是工具性的。对田野保持开放的兴趣，问题意识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是我们认可的正确的田野态度。
利用团队合作优势激活调查细节信息
基于人之常情的调查。坊间流行的只有酒桌尽欢才能获得机会窥田野之堂奥的传说，让很多学者和学生对田野调查望而却步，但从我们的经验看，社会调查并不一定非得摘取惊天动地的秘密不可，关键是对司空见惯又不为人所关注的生活细节的敏感把握，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风细雨的，同唠家常没有太多差别。唠好家常，需要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生命历程，以及当下所处的大致场景有所认知，对人情世故有所理解。譬如，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位受访者，都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但这些经历一定是发生在一个群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共享的特定历史场景下的。调查者若能对受访者的经历有共同的经验和体受，肯定能很好地推展调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要对其经历所处的历史场景有所认识，这样才能同受访者共鸣和共情，获得更多的细节。有时候，连续数小时的聊天获得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未曾有出人意料或者震撼性的信息，但即使这样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已经从访谈中积累了大量可以讨论的素材。
不同细节的不同意义。既然是从“人之常情”出发，那么最平淡的细节往往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议题，很可能是从受访者不经意表达的细节中被发现的。我们在浙江调查农村养老现象时，不仅通过访谈获得信息，而且特别留意老人们的身体语言。譬如，在一家乡镇养老院，我们不解于一位瘦弱的老人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直到访谈结束我们准备离开，他乐颠颠地跑在前面，解下钥匙打开大门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老人不只是这家养老院的照顾对象，还是它的半个主人，养老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家”。在比较乡镇养老院和专业化养老院时，我们不仅关注它们各自的空间安排、服务方式、收费、老人居住条件，而且特别留意老人的心态和社交。我们在两家养老院调查时都遇到饭点，专业化养老院的老人对我们这些陌生的访客视若无人，而乡镇养老院的老人普遍会热情招呼我们“一起吃”。在专业化养老院，老人的居住空间非常整洁，没有一丝多余，而在乡镇养老院，老人的床头总是充斥“剩余”和个性。这些细节相互映衬，支持我们提出了一个实质性议题：农村老人对“家”的理解及其在离家出走后重建“家”的实践以及“家”在社会治理中现实的和应然的位置。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个上海社区的议事会上，我们注意到，虽然一些业主就社区改造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符合所有业主的权利和需求，但另一些业主非但不支持而且明里暗里反对，相反，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业主利益的改造方案可能得到后类业主的支持。当问及后类业主的选择理由时，他们的回答是：前类业主只要求权利却不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当然得不到支持，相反，居委会和业委会日常工作兢兢业业，同业主保持友善的关系，所以，即使他们想做的事情的现实作用不明显，但只要代价不太大，还是可以投赞成票的。这让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社区生活中，“权利”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必须超越既有的“权利”概念来理解。
团队化调查。既要不带预制问题地进入田野，又要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从细节的联系中“发现”研究论题，这对于调查者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是极大的挑战。不难想象，任何调查独行侠都很难完美地达到如上要求。弥补个人不足的方式就是组团。团队同时进入现场，但不同参与者的关注点会有差别，会从不同角度捕捉和理解信息。有了众多不同信息，每天调查结束后的集体讨论就有了充分对话的素材，团队成员在讨论中相互提醒、刺激和启发，对不同信息之关系展开联想。通常的情况是，一位调查者在经历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后沮丧于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有独特价值的信息，但在团队的相互刺激和启发中，原本原子状态的信息会慢慢建立起联系，问题意识开始呈现并清晰化，下一步的调查方向也会因此而明确。从这个角度说，团队调查非常重要，团队讨论甚至比调查更为关键。
“好理论最具实践性”：社会理论与社会调查
相对于各学科的中层理论，社会理论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不囿于任何具体研究方向和该方向的既定问题意识，视野广博；但相对于哲学理论，社会理论是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的一般性议题的求索，经验感和现实感是其内在特质。因此之故，社会理论与田野之间既不可能方枘圆凿，也不会严丝合缝，而是若即若离的，这让社会理论能用“第三只眼睛”打量和反思田野，获得对田野现象的超越性思考。当然，这里说的社会理论，是在经年累月的经典浸淫中养成的社会理论素养，而不是掉书袋式的一堆概念和命题。社会理论素养让调查者能够忘却概念和理论，抛弃“书袋”，素面朝天地进入田野。总结起来，社会理论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从如下四方面来理解。
连接不同信息的素养。在平淡无奇并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信息之间建立结构性联系，是田野调查和研究的难关。但常年浸淫在经典理论著作中的学人，会自然而然地滋养出这一素养。我们在上海一个古镇调查时，有多个零碎的“商铺”信息轻轻敲击着我们。首先是居委会书记提供了一个数字，即卖粽子、蹄髈、扎肉和酱菜的店铺占到古镇店铺总量的40%。这个起初没有意义的数字留在了我们的笔记本上。然后是其他信息的涌入：粽子、蹄髈、扎肉、酱菜店的老板基本上是本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古镇开发旅游之初就从事这类经营，至今已近20年。我们称这类店为“常销店”。聊及疫情期间的生意，他们一致说店铺虽然大不如前，但只要快递通畅，保本没问题，原因是有上海的回头客，但卖珠宝、丝绸的店子就惨了，因为老外不来了。后类店铺我们称为“畅销店”，坊间火什么他们卖什么，经营品种短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换一茬。有意思的是，“畅销店”老板一般是到古镇淘金的外地人。本地老板对外来老板的评价是：勤快、动脑筋，但太想挣钱，什么挣钱做什么。后者对前者的评价则相反：保守，没啥挣钱的动力。这个古镇不收门票，生活区和景区相互交叉，出售旅游商品的商铺与出售农产品的商店比邻而立，很多从地铁上走下来的中老年乘客随手拉着小拖车，与其说是游客不如说是农贸市场的顾客。当这些互不关联的信息在我们脑海中同时显现时，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联系开始初步建立：古镇发展旅游业的过程就是两拨人在古镇聚拢的过程。首先是上海人，他们不仅在古镇找到了延长上海历史的机会，而且发现了上海人的传统口味，由此形塑出他们对古镇的认同和古镇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上海人有了这一认同，才会自觉地将古镇推荐给外来旅游者，后者游览古镇的目的和心态肯定同上海人不一样，促成了各类“畅销店”的兴起。本地商人要维护好上海人的认同，外地商人则以迎合外来游客为生意之源，两拨不同的游客和店铺相反相成地构成了古镇既守卫传统又促进变迁的结构性力量。
发现与众不同问题的能力。不同信息的连接不是盲目的，而是同有趣议题的涌现密不可分。譬如上一段介绍的信息连接中，是一个研究议题的涌现：传统美食是如何作为媒介将古镇同上海人关联起来，奠定该古镇相比于周边其他完全景区化的古镇而独有的在地性特质的。当然，上述信息只是引出这个议题的引子，要回答它，需要拓展调查面向，获得更为丰富的历史和当代资料，而且，我们发现，随着“常销店”第一代店主的退休而后继无人，过去二十年奠定了古镇自身特色的纽带有走向松弛的隐忧。基于调查信息而“发现”这类议题，一方面源于社会理论赋予调查者的敏感性和在不同信息之间穿针引线的能力，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理论开展比较研究的内在自觉。譬如，2018年以来，我们在浙江金华某古镇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农民工的流动路线不只是很多相关研究不言而喻的“从乡村到城市”，还有“从乡村到乡村”，即从中西部的乡村流动到长三角、珠三角的乡镇工业园。由此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能否覆盖“乡村到乡村”的流动？进一步调查发现：由于乡镇生活成本低廉、制度性掣肘稀少、就业岗位大多跟农村生活相关，流向乡村的农民工更容易组团流动，特别是以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之规模的大家庭方式流动，甚至在异地复制了老家的生活模式，这区别于以核心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于古镇房屋普遍是单层和院落式的，租客与本地人使用共同的公共空间，他们的交往甚至后者对前者的歧视也是直观和具体的，有别于大城市的制度性和抽象性歧视。
在田野中“发现”议题的方式，看起来是随机的、因人而异的，议题之间的关联也是偶然的，但是，相比于文献综述引导的调查选题和安排好议题的调查，这种调查的视野是开阔的，其对调查信息的收集是开放的，当然对调查者的经验感要求也是苛刻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选题源于社会调查过程本身，扎根于田野对象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是沉淀于脑、无法事先言明、广博的问题意识同田野触碰后迸射出来的，有效避免了先入为主、从外部给田野强加论题的惯常做法。我们称此为“基于社会理论素养的调查”，而非通常所说的“理论取向的调查”。
超越“代表性”，从个别田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代表性”构成许多田野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论题，个案何以具有“代表性”是调查者常常不得不面对的灵魂之问。我们发现，社会理论素养与田野信息的触碰会让调查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具体个案放置在由普遍性理论构筑的现代性语境中来思考，因此，调查者在竭力发掘个案的细节和独特性中引申出的研究议题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普遍意义。这样，个案的“代表性”就不是研究者需要刻意论证或回避的难题。我们在对三门小海鲜大水漫灌式的调查中逐渐将目光聚焦于“三门青蟹”，并理出了理解“三门青蟹”形成和转型的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一是从一般意义上的“青蟹”到“三门湾青蟹”再到“三门青蟹”，这个转变过程是如何可能的；二是青蟹从纯粹的大自然的馈赠品向准自然的批量养殖再到科学技术全面介入养殖的转型。这两条线索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交叉和支持，共同锻造了今天的“三门青蟹”。我们沿着这两条线索对制造“三门青蟹”的社会背景、机制和策略做了具体而微的爬梳。但若满足于这一点，就会停留在养殖技术、营销和地方政府打造地方品牌的策略等已流俗化的研究层次。我们的做法是更进一步，探讨市场为何接受“三门青蟹”。在“三门青蟹”的营销策略与消费需求接榫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在类似“三门青蟹”“阳澄湖大闸蟹”等地方土特产品牌的打造中，暗含着对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情感结构——对“自然”的深切眷恋——的再造和迎合。“自然”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是多重的，但在食物中主要指“土”，“土”可以具体化为“乡愁”和“原生态”这两种既相区别又相牵连的情感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背景下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越现代越渴望“自然”：一方面追求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和环境，另一方面越来越心心念念于“自然”的食物馈赠，表层的现代取向与深层的怀念“自然”矛盾性地结合在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CCTV播放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特别是第一季即为明证。“三门青蟹”的锻造史，就是中国人的情感结构被激活和放大的历史。我们研究“三门青蟹”的锻造史，其实是在揭示中国人这一普遍的情感结构。正因为这一情感结构的持久存续和激活，即使“三门青蟹”的养殖技术远离了自然水土，主要仰赖于科学技术和人造环境，但其诠释的依据仍然是“土”：最发达的养殖技术和人造环境为青蟹生长创造了比现实中的“自然”更为自然的条件！类似地，前述对农村养老机构的调查，我们也不满足于养老方式和养老模式的分类，而是进入“家”作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和情感结构之源的普遍主义层次，以此为基础分析被迫离家出走之后的老人重建“家”的方式和策略，反思“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越以社会理论素养为基础的社会调查越有实践性。这类田野调查会自觉追索现象背后的共通议题，调查的层次更丰富，问题追溯更深刻，提出的议题更具普遍性，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结合也就更紧密。譬如，基于农村养老的调查来剖析农村老人的“家”念想和农村社会治理策略，有助于引导当今我国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农房改造等新农村建设回到以农民的情感和伦理需求为本的道路。在江南古镇旅游资源高度饱和但仍有很多古镇在市场化诱惑前跃跃欲试的背景下，对上海古镇结构性特质形成机制的调查和研究，或许可以启发古镇管理者和经营者独辟经营古镇的蹊径，或去想方设法维护出现隐忧的古镇传统。在社区议事会调查中提出的权利与人情是相互嵌入而非二元论关系的命题，对于我们如何建设既尊重市民之权利又浸透温情的基层社区治理亦有深省之功。
通向以社会理论素养为基础的社会调查
中国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正遭遇瓶颈，这表现在如下两个反差上：社会学从业者规模迅速扩张，但田野研究者数量没有同步增长，更多的研究者聚集到理论、历史和定量等领域；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一个不需要知识基础谁都可以进入的领域，但高质量的田野研究成果相较于21世纪初的璀璨反而日益凤毛麟角。高质量的田野研究，既需要丰富的资料和细节，讲述生动又触及灵魂和普遍情感的故事，又需要开阔且具穿透力的问题意识。
高质量田野研究作品的规模萎缩，直观地看是田野调查不被学界重视使然。的确，在一切追求短平快的今日，相比于定量研究，甚至相比于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田野研究不仅出活最慢而且无法出活的风险最大。但是，从学术和实践角度看，田野研究又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切学术活动价值的归宿和检验。进一步看，这可能跟学术思路和人才培养方法的偏颇有关，本文批评的“文献综述引导的社会调查”就是其典型表现。譬如，学术论文开题和撰写的习惯套路，就是研究者在对自己要研究的文本、田野并不熟悉甚至还处于想象阶段的时候，就一头扎到相关文献中，先入为主和外部化地给未知的研究材料确定问题意识，给自己的思维扎好篱笆。更为根本的偏颇是社会理论教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受教育者，大多以中层的社会学理论代替关注人类基本议题的社会理论，以“枝叶文献”代替“经典文献”，以社会学理论课程和泛读代替对经典著作的系统精读和反复揣摩，以客观化为名屏蔽经典著作中弥漫的“人之常情”，以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记忆替代社会理论素养养成这一真正目标。毋庸置疑，概念、命题是社会理论教育的第一步，但绝非教育的目的地，目的地是社会理论素养的养成。所谓“素养”，是各种概念、命题和理论通通被受教育者遗忘后在其实践意识中留下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维能力。社会理论素养作为思维基础，会引导受教育者自觉不自觉地发现、连接、转换在田野和文本中涌现的各种零碎性信息，超越各种已成“正统”的问题意识，揭示日常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包括制度性结构和情感性结构。当然，本文虽然只讨论了社会理论素养对于社会调查的基础性作用，其实理论素养、历史素养以及生活感是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在不同研究领域如理论、历史、田野甚至量化之间，除了材料来源的差别，其所需要的素养和方法是共通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