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产业发展问题上的映射，产业政策研究始终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业政策研究的深化，一方面受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需求的拉动，另一方面又被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范式所驱动。调查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有起有伏，但始终在链接思想理论与国情现实方面、在拓展中国问题情境下的理论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老一代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产业政策研究者，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朴素的经济学理论，积极回应并解答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通过对政府部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深度调查研究，这些研究者能够识别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卡点与瓶颈，指出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例如，80年代初期，马洪和孙尚清等学者组织了600多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到十几个省市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经济结构调研。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时中国经济结构存在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轻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国家加快调整重工业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调查研究成为产业政策研究最主要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科学意义上的严谨性不足，但在凝练重大问题和支撑重大决策方面发挥了直接且重要的作用。

　　到了90年代，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文献数字化带来的国外文献可获得性提高，产业政策研究对成熟产业经济学理论的依赖性大幅提高，相应地，研究方法开始更加多元化和规范化。无论是基于钱纳里等学者开创的三次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还是基于哈佛“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开展的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都越来越多地使用系统细致的统计数据而非个别案例事实开展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转向使得当时产业政策研究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证可靠性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虽然调查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地位有所下降，但仍在部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江小涓等学者以公共选择和政府失败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家电、纺织等产业进行了深度调研，提出了政府干预破坏市场竞争、导致非合意产业发展绩效的逻辑，并对政府选择赢家等强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进而对此前几乎一边倒的政府干预立场形成了必要的修正。调查研究成果之所以在当时仍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体制改革和产业组织调整的一些方向性问题尚未完全廓清，因而为调查研究这种长于“厚描”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当时主流方法的描述性统计与调研研究相比在科学意义上并无实质性优势，调查研究在单纯方法论意义上是可接受的。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海外经济学家和系统接受海外经济学训练的博士生回国，产业政策研究要推动产业经济学理论本身发展的倾向大大强化。相应地，复杂而严谨的计量分析开始成为实证分析的主流方法，调查研究由于不能像计量研究那样有效地控制变量、提供反事实证据，而逐渐被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归类为在科学意义上不够严谨的研究方法。在这种背景下，调查研究更多地以智库研究成果的形式出现，而在学术界则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过度追求学术论文的理论价值和方法复杂性，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研究受到了“脱离中国现实”“虚构理论冲突”的批评。有趣的是，这些批评并非来自主流研究方法之外，而是采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自身。然而，调查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并未被完全扼杀。相反，每次中国产业发展面临重大现实问题挑战时，基于调查研究方法的高质量学术成果总能挺身而出。进入21世纪，路风等学者通过对钢铁、汽车等产业的扎实调查研究，指出了基于自由主义思潮形成的“市场换技术”政策逻辑的缺陷，同时提出了“技术可以买来，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重要思想，真正为中国转向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研究对于打开重要的问题空间，在实践层面纠偏政府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可以说，调查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再次绽放光芒。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研究史，学术研究的理论拓展导向和实证方法规范性不断提高，但客观来讲，学术研究紧密服务中国产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关切的传统并未一以贯之，调查研究方法在产业政策研究体系中的地位起起伏伏。应该说，理论拓展导向和实证规范导向是产业政策研究以及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与应然取向，但不应成为调查研究在学术研究体系中不断弱化的原因和依据。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和强烈的发展主义导向，决定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极具中国特色，不少重要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事实无法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简单套用和解释。例如，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传统产业有效，而对新兴技术产业失效。但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作为典型新兴技术产业的5G领域，政府干预深度嵌入在产业发展过程的中国模式，相对于美国相对自由放任的产业发展模式更加成功。鉴于主流理论与部分中国产业发展事实之间的缺口，我们提出了“政府塑造产业竞争战略”的视角，对既有的产业政策研究构成拓展和补充，也为完善中国产业政策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可见，调查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厚重描述，在既有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现实复杂性中挖掘新的研究视角和变量。当调查研究者具有充分的理论严谨性和严肃性时，这样的视角和变量不仅兼具中国特色和理论一般性，还有助于深化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与此同时，即便是定量研究者也应当充分利用调查研究的独特优势，在定量研究开展之前和研究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或构建更有意义的问题背景，或识别新的变量作用机理，丰富理论旨趣。

　　展望未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必将推动中国跻身世界制造强国和数字强国行列，而中国调查研究者则天然地具有了从这个过程挖掘丰富研究主题和素材的比较优势。只要中国产业政策研究对调查研究保持足够的包容性，只要调查研究者自身能够坚持恰当的立场和原则，并在与中国产业政策实践和其他研究方法互动过程中持续改进完善，则调查研究必将在拓展中国产业政策理论、支撑中国产业政策决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希望能够与中国产业政策研究者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勉：首先，调查研究者在方法选择阶段要对调查研究方法持足够审慎的立场，明确将调查研究限定在“厚描”、识别过程机制、发现新的理论维度和变量等质性研究分析方面，避免调查研究的不当应用和滥用。其次，调查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严肃性。不同于定量研究，调查研究具有过程可重复性差等天然缺陷，这就要求更加充分地呈现调研过程和数据资料，同时研究者应更具学术严谨性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调查研究者要具有更强的理论拓展意识和中国问题导向。一项高质量的调查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对调查研究主题本身具有深入了解外，还要求研究者对产业经济学理论有深度的理解，对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过程背景有全面的把握，这些正是未来产业政策调查研究者应当强化的素养。为此，在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体系中持续发挥调查研究的特性和优势，调查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都应对彼此保持开放，进而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更好发挥拓荒者与建言者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