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首批气象台站，并在台风、季风、气候变迁、农业气候、物候、自然区划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领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地学系东南大学地学系，成为培养地学英才的摇篮。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殚精竭虑，积极倡导并组织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方面工作。
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今宜州）办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指出，“求是”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并将“求是”确立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是竺可桢在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中概括总结出的精神品质，体现着他的科学伦理观念。正是秉持着求是精神，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竺可桢都对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倾尽全力。他不仅积极倡导求是精神，而且身体力行——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践行科学之善、书写科学之美。
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
竺可桢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与他的家国情怀密切相关。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清朝末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的侵略以及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目睹这一切，他认识到，若要改变国家的这种落后状况，让国家富强起来，不再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必须发奋读书，以科学救国。他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竺可桢以求是精神确立所学专业和研究目标。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考虑到当时的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于是就选择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然而，他发现当时美国的农业已是高度产品化、自动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去甚远，在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美国哈佛大学地学系气象学专业继续深造。在研究目标方面，竺可桢选择了中国的气候研究。气候对农业具有很大影响，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气象事业却犹如一块“荒地”。当竺可桢要研究中国的雨量和风暴这些气候问题时，便发现中国的气象观测记录奇缺。因此，在哈佛大学上学期间，他博览群书，进行野外考察，不畏困难、不辞辛劳地运用现代气象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气候的实际问题，并陆续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在当时就引起了气象学界的重视。直到今天，这些研究成果还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其二，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创建地学系，精心培养地学与气象学人才。作为中国第一个地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竺可桢以求是精神积极探索培养我国地学与气象学人才的路径。当时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气象学》教材。为了引导学生认识空气的由来，认识不同高度的空气成分、温度、气压，认识云雾、霜雪、雷雨、冰雹、风（甚至风暴与台风）等气候现象，竺可桢除了在课堂上由浅入深地把复杂的气象学知识“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学生，还非常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把野外实习作为地学系各学科必修的课程。此外，他还在校园里设立了气象测候所，以训练、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此，测候所购置了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并聘请了专人进行规范管理。竺可桢不仅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而且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亲自撰写气候报告，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交换。在他的领导下，当时东南大学气象仪器设备的完好性、观测记录的可靠性，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其三，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形成的科研方法独辟蹊径。在注重教学的同时，他也十分注重气象学研究。在高校执教的10年中，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60多篇。《中国对气象学的若干新贡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旱灾》等著述，是他在这个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尤其是《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的研究方法颇具独创性。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读到欧洲一位气象学家的文章，该文指出欧洲大陆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的200年间气候较冷。由此，他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欧洲差不多大，气候状况同样也很复杂，是否中国的气候在这一时期也会有类似的问题？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正是中国的北宋末期到元朝中期。为了解这200年间的气候状况，他翻阅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书中囊括了从先秦到明代各个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其中也包括了对天气冷暖的记载。不过，由于当时并没有温度计等观测仪器，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数据。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反复对比查找，竺可桢找到了不同时代气候冷暖的相同表征：降雪。降雪是天气寒冷的标志。如果天冷得早，降雪就早；如果天冷得时间长，最后一次降雪的时间就晚。这样，从降雪次数的多少和降雪时间的早晚，就可以推断那个时代的天气冷暖状况。他从二十四史记载中发现，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宋代降雪记载较多，其中又以南宋为最。从1131年到1264年的133年间，南宋的国都临安（今杭州）春天降雪达41次之多。再通过汇集古代和现代的气候材料可以发现，南宋比唐代、明代和现代都要冷。据此，他写出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根据这一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1926年，他发表了《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这是一部整理古代天文史料的重要著述，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四，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开创中国气候学研究并作出卓越贡献。一是撰写《中国气候概论》。他在对中国气候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着手撰写该书。他在该书中指出，影响中国气候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海防分布、山岳阻隔和风暴活动。中国地理纬度与西欧和北非相似，但中国的气候与西欧、地中海却大不相同。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海陆分布。西欧是海洋性气候，中国是大陆性气候。中国又处于明显的季风区。季风给中国气候带来两种影响：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湿润炎热。在这部著作中，他阐明了秦岭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气候分界线，还阐述了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五岭、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他不仅分析了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气候状况，而且还对西北、西南边疆的气候进行了分析研究。竺可桢的《中国气候概论》奠定了中国气候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对于我国的气候区划、自然区别甚至农业区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一些原则、方法、区域名称、指标和界线，至今仍为人们所沿用。此外，他的《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阐述了气候与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关系，对气象、气候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服装、饮食、建筑、交通、医药卫生等与气候相关的应用气候学具有开创作用。
二是关于我国历代气候变化的研究。在竺可桢所涉猎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他下功夫最深、费心血最多以及成就最大的领域，是对于我国历代气候变化的研究。早在1924年，他就开始研究我国南宋时代的气候。1925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一文。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1962年1月，他发表了论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在这篇论文中，他阐述了20世纪上半叶气候变暖的事实，又追溯了不同历史时期各国水旱寒暖波动的历程。他以中国历史的气候变化与欧洲历史气候变化的记录相比较，发现我国17世纪下半叶的寒冷时期与欧洲的小冰期是一致的。在这以后的12年中，竺可桢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历史气候的变迁。他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史科进行精选、甄别，从中整理出可以佐证的材料，反复研究，前后对照，以证明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论点。竺可桢把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1400年—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1900年以来）。通过年复一年坚持不懈的工作，他写出了关于我国历代气候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书几经修改，披阅数载，于1973年竺可桢83岁时定稿。这是竺可桢近50年辛勤劳动的总结，也是他致力于毕生钟爱的气象研究、物候研究、古代气候研究结出的硕果。
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
竺可桢不仅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而且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在求是精神中，蕴含着他践行科学之善的勇气、毅力、仁心和智慧。
其一，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的勇气。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竺可桢作为科学家，必然要面对科学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无论是进行气象观测，还是物候现象的观察，都需要秉持尊重自然、了解自然的科学精神。然而，探索自然是一项极其艰辛而复杂的事业。仅就观察与观测而言，不仅要以极强的注意力观测一些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还要有勇气攀悬崖、登峭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有些即使看似容易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可能也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观察、记载、分析，才能把握其中的规律。因此，在处理科学与自然伦理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自然中的风险与考验，还要克服来自探索者自身的恐惧、倦怠和侥幸心理，去经历无数次失败的考验。因此，这需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求是精神。
其二，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的毅力。这主要表现为让科学造福人类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进而形成持之以恒的动力付之以行。竺可桢正是因为有这种践行科学之善的仁心，无论是在所学专业上选择农业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气象学，还是在研究目标上选择中国的气候研究；无论是选择回国到高校任教，还是为了开创我国气象事业而精心拟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无论是对我国历代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物候学的研究，都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更多出于振兴中华和促进我国农业和科学发展的使命与责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处于何种境遇，竺可桢都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家国情怀的初心并付诸实施，真正践行了“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求是精神。
其三，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的仁心。这突出表现在竺可桢对于规划与推进全国气象事业的发展方面。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于1912年在北京东城钦天监设立了中央观象台。1913年，中央观象台增设了气象科，管辖张北、库伦、开封、西安等处气象测候所。另外，农业、水利、航空等部门也设立了一些气象测候所。然而，由于军阀混战，这些测候所经常因经费短缺而陷于停顿状态。当时，还有法国神父经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以及德国人在青岛设立的气象台。这种状况使得我国近代的气象事业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竺可桢对于这种状况十分愤慨和焦虑。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他就撰写《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指出，国内之所以洪水肆虐，造成灾难与饥馑，就是因为不能预测各地雨量的多少，难以防备。因此，设立气象台十分重要。1921年，竺可桢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中列举了外国人在中国建立气象台的实例，叹息道：“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他在笔记中写道：美国的领土面积略小于中国，气象台站却有200座之多。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几十分之一，气象台站却有56座。而且，日本还对中国的沈阳、长春、天津、南京、杭州等地的气候状况进行观测，并且把测得的这些地方的气候状况和日本神户、大阪的气候排列在一起。1928年，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统一管理气象工作的机构，因而气象研究所建立后就肩负起了双重任务：既是全国气象学术研究机构，又是全国气象事业的领导机构。作为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选址北极阁。气象研究所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需要有一个稳定、长久的所址。为此，竺可桢考察了南京的多个地方，最后将北极阁确定为所址。因为这里是市区的最高处，北瞰玄武湖，南眺南京市，山巅平坦，四周无碍，是建立气象台的理想地址。为了在北极阁建立气象研究所和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奔走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在北极阁顶建起了三层塔式观测楼。气象研究所于1929年初正式迁入北极阁。除了进行原来的地面气象观测外，气象研究所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还开展了物候、日射、空中电气、微尘及地震等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接着，气象研究所先后在南京、北平（北京）等地使用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开展工作。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发布天气预报及台风警报，收回了对沿海各气象站的管理权。此外，竺可桢还建议在北极阁建设用于观测地震的北极阁地震台。1932年，北极阁地震台开始了对于地震的记录。
二是拟订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为了让气象更好地为农业、渔业、航海、航空、水利及科学开发服务，竺可桢在该计划书中提出，10年内全国应有10座气象台、180个测候所、1000个雨量测候所。这是他比较了美国和日本气象台站的建设规模并针对我国的气候状况而制定的建设计划。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建设如此规模的气象站网是难以实现的。即便如此，为了让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竺可桢不断付出努力，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在他的领导下，气象研究所先后派遣专业人员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峨眉山上开展高山测候；多方筹资在海拔2400多米的泰山日观峰上建立气象台（直到今天，这座坚固的高山气象站仍屹立在日观峰上，为我国的气象事业服务）；派遣西宁的测候员王廷璋，商请中央大学地理系教师徐近之协助，在拉萨建立一个测候所；等等。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气象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建立测候所28个，由气象研究所协助各部门建成的各级测候所达50多个。
三是开办气象学习班。针对当时从事气象工作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气象研究所先后开办了四期气象学习班，总共培训了近百名学员充实到各级气象部门。
四是对现有的中国气象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汇编。竺可桢在从事气象研究的过程中，深感资料缺乏，于是他带领气象研究所的有关工作人员，经过多年努力，整编出了《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部著作。这是两部资料性质的书，其中有翔实的统计数字和一目了然的图表。并且，这两部书也是中国气象史上首次记录了完整、系统的降水和气温的著作。翻开它们，中国各地历年来的天气状况历历在目。这为气象工作者和各个行业的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此外，从1929年到1937年，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共写出了20余篇论文发表在《气象研究所集刊》上，这些论文和集刊在与国外气象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中受到了重视和好评。
其四，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的智慧。竺可桢在诠释求是精神的内涵时，强调“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里的“排万难”“冒百死”是指求真知的艰难性、艰苦性和艰巨性。那么，如何才能“排万难”？这不仅需要有一往无前、勇于开拓、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勇气，也需要让科学造福人类的仁心，还需要一种独到的科学智慧。竺可桢践行科学之善的智慧主要表现为：独到的科学认知力，即敏锐细致的观察力、类比联想的顿悟力、融会贯通的颖悟力、博采众长的统摄力等；独特的科学方法，包括缜密的逻辑推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辨等；科学的笃行力，包括勇于开拓的创新力，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执行力，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推进力等。这些可以从下面几个事例中得到体现。
一是在考察古代气候的过程中，竺可桢为了得到那些有价值、经得起验证的材料，必须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文献资料中，如同沙里淘金般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梳理和选择。经过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的工作，搜集、归纳、整理，竺可桢终于写出了关于我国历代气候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二是从1950年开始，竺可桢在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和下午下班之后出现在北海公园。他早晨从公园的北门进去，从公园的南门出来；下午则从公园的南门进去，再从北门出来。日复一日，经年累月，定时定点观测物候：冰融花开、絮飞燕来，每一个物候现象发生的时间、地点、特征都被他认真记录在册。无论他工作多么繁忙，都从未中止过物候观察和记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类、综合、分析，他才探索出了物候学定律。
三是竺可桢每天都要在日记中记录当天的温度、风向、阴晴等气象情况和有关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这是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养成的习惯，并伴随了他的一生。由于战乱，保存下来的日记是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手记录下当天的气温、风力等），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不仅对于气象史研究十分珍贵，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都有很大价值。竺可桢以求是精神践行科学之善的智慧还表现在，他涉猎的科学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而且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以求是精神书写科学之美
竺可桢以求是精神书写科学之美，主要体现在他对于物候学的研究之中。物候学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等）的周期性变化中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竺可桢在物候学研究中以求是精神书写科学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通俗而唯美的科学语言，向青少年普及物候学知识。竺可桢把季节的变换、候鸟的迁徙、草木的荣枯等物候现象，比喻为“大自然的语言”。他写道：“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这种以美启真、以美扬善、以美达美的科学语言，对于物候学的普及具有特殊的感召力。
其二，从我国古代诗词、农书和医书关于物候的记载中，追溯物候学起源及其发展。竺可桢引用了南宋诗人陆游《闲居自述》中的“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指出花卉和石头虽然没有声音作为语言，却有自身的结构组织展现自己的本质。他指出，唐宋的诗人不仅热爱大自然、关心民生疾苦，而且能够领悟大自然鸟语花香中蕴含的物候现象的语言。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所概括的那样：“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不能亲也。”在大自然的语言中，蕴含了物候现象及自然规律。唐宋的诗人将“月”“露”“风”“云”“花”“鸟”这些大自然的物候语言融汇于诗中，使得物候知识充满诗意并传于后世。
其三，关于物候知识，竺可桢曾列举华北一带农民口口相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其中，“不出手”“冰上走”“河边看柳”“雁来”“耕牛遍地走”启发了人们对于物候知识的关注与感悟。在此基础上，竺可桢指出，物候知识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其四，以古典诗词诠释物候学定律，阐述物候现象。竺可桢让人们了解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还普及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物候学知识，如大气污染对植物影响的症状、监测大气污染的指标植物等，阐明了物候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总之，竺可桢是求是精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以求是精神探索科学之真、践行科学之善、书写科学之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自强不息、踔厉奋发、献身科学、奉献社会、造福人类。
（作者系东南大学科学技术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哲学与科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