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构建中国社会福利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福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话语体系方面还存在较大拓展空间，尤其是中国社会福利话语长期淹没在西方概念和模型的叙事当中，缺少自己的声音，因此，加快建构中国社会福利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识别“被叙述”的三种话语 

　　社会福利是国家为建立人人享有的美好社会而实施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干预。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它是协助个体应对现代化、工业化社会风险的产物。一般而言，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模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及拓展模型是检验并叙述各国社会福利的“话语铁律”。以此来检视中国社会福利主要衍生出三种叙述：一是“东亚社会福利论”，又名“儒家福利模型”，认为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传统上缺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福利，它难以对应到现有社会福利模型当中，是以家庭作为主要福利供给者的第四种社会福利模型。二是“西方影子论”，认为儒家福利只是一个概念而不能构成科学的福利模型，中国社会福利是近现代效仿西方社会的产物，它具有混合性和流变性特点，或可能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体，有时又会折射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特征。换言之，中国社会福利总是处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三是“马克思主义论”，认为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秉承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福利批判”传统，更强调国家治理，突出国家政治对于个体生活的干预和介入，其社会福利的“政治功能”或强于“社会功能”。

　　对此，如果诉诸“话语解构”分别从谁在叙述、站在什么立场叙述、叙述了什么、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关系如何进行检视，这三种叙述确实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中国社会福利的某些特点，但其共同点都是基于西方模型来叙述中国，而非基于中国现实。其背后有一个共性的假设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先天不足，不仅落后于西方社会，而且没有形成科学的模型。这些叙述也使得中国社会福利一直处于“西高东低”的话语不对等状态，难以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挖掘自身生成脉络与特色 

　　社会福利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必由之路，美好社会无国界，但社会福利却因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往往容易被主流话语和叙述所遮蔽。如按照西方社会福利模型来看，中国社会福利呈现出模糊化、杂乱性和碎片式特点。然而，这事实上是一种中心审视边缘的视角，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科学主义、专业主义交织而成的“滤镜工具”使然。

　　如诉诸历史传统、社会主义、生活实践来看，中国社会福利并非简单的工业时代的产物，亦不是追随西方社会后发而生，而是贯穿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有其自身的生成脉络与特点。其一，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知识分子建构的“大同”“小康”等社会理想堪称福利社会的典范，迄今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对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亦有深远影响。其二，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与封建统治者的“德政”“仁者”是交织运作的，国家在社会救助方面探索形成了完备的仓储制度、赈恤制度和院坊供养制度等，尤其是对孤寡、老幼、废疾、灾难、饥寒、穷困、死亡等进行了赈济、抚恤、给养和殡葬等，这在当时均是世界前沿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时间上远超西方的“济贫运动”。其三，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与当时“皇权不下县”的社会治理结构是高度耦合的，呈现出较强的“去国家化”和“地方自助性”特点，家庭和家族是个体日常福利的主要承担者，民间统治精英负责实施公共福利，国家只有在发生重大灾害和灾难时才实施社会救助，民众对于国家并无过多的福利奢望。其四，中国近代社会福利并非因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而是为“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形势所催生。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改良工具，它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相关经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压迫性的社会结构问题。其五，中国当代社会福利具有很强的“政党性”和“人民性”，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治理过程中逐步生成的，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工作体系、慈善与志愿服务体系等。如果摈弃单一的福利模型视角，从詹姆斯·梅志里所谓社会福利“控制社会问题的程度、满足个体需求的程度和提供个体发展机会的程度”而言，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亿万劳苦大众，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彻底根除了贫困问题，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这是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福利。

　　重构话语和叙事体系 

　　西方社会福利模型无疑具有一定的“光环效应”，且对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性，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我矮化”和“自我噤声”。毕竟社会福利模型主要是基于西方社会情境建构的产物，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本土现实，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福利还需跳出“被叙述”境遇而重构自己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概括而言，中国的社会福利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古代社会福利、近代社会福利和当代社会福利。古代社会福利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体系化的社会福利哲学和社会福利思想；二是国家针对弱势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探索；三是非制度性的社会福利实践及民间互惠文化。这是一种理念超前、国家最低限度介入、民间作为福利运行主体的福利形态，也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营养和根系。近代社会福利主要是因应对战乱和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危机而产生，开始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在社会救助、社会救济和弱势人群帮扶方面有了一定的探索，但基于社会改良的社会福利难以彻底解放受压迫的人民。

　　当代社会福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福利，它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理念和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其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念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虚伪性”，主张根据人的需要来分配社会资源，倡导人类解放，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福利社会。其二，中国共产党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于福利社会的想象力与行动力，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其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唤醒了民众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意识，充分调动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既成为社会福利的建设主体也成为受益主体。其四，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干预和民生工程建设等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全面发展。中国向来注重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注重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注重国家有组织地介入社会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福利需求，如土地改革、下岗工人再就业、精准扶贫、疫情防控、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等都有力推动了社会福利的制度建设。其五，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推进了社会福利体系化、制度化与专业化发展，尤其是作为社会治理重要技术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家庭建设等，进一步夯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福利体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研究”（22JJD840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