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被引入本土的专业社会工作为我国社会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第一代社会学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言心哲始终坚持以社会建设为志，积极投身于科学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尝试通过社会工作解决农村问题并形成系统性的农村社会工作思想，对于现今的乡村振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哲学”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指导
言心哲将社会哲学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社会保护使命。言心哲除了强调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术以外，也十分重视他们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念，曾多次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哲学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所谓的“社会哲学”，并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指一种品格、精神、价值观，可以来源于社会学或者传统文化，包括推己及人的同理、仁民爱物的情怀、深入民间的精神、服务社会的志向等美德。
言心哲从小就在革命氛围浓厚、家国情怀强烈的湖南生长，接受了船山学社的思想熏陶，有着深刻的家国主义精神，爱国爱民，对不公之事充满同情。因此，他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充满价值关怀的专业，有着十分契合的情感。在当时的社会，工业化的影响刚刚席卷全国，裹挟着各类社会问题。当时的人们注重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福利。言心哲反对并痛斥这样的现象，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应当只关注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尽力，为大众谋福利。
言心哲认为社会哲学与社会工作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工作从社会学、传统文化等思想理论中汲取社会哲学的养分，借助正义的社会哲学服务社会、改造病态，使国家尽快脱离战争的危难。用社会工作服务国家的宏伟情怀，使人们意识到，只有怀揣着精神财富的社会工作者，才能够在复杂、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奉献自我价值，不忘民生，正所谓“救个人所以救社会，救社会所以救国家”。言心哲在抗战爆发、国家危亡之时，站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台上振臂高呼：“我们民族的危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乡村崩溃的程度，已经达到顶点，乡村人民的痛苦，已是水深火热，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我们的勇气，燃起大众的热情，来推动我国当前乡村建设的工作！”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应当具备“社会哲学”的素质，正如言心哲所言，需要重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与精神。首先，农村社会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人民观的核心内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深入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问题，社会工作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其次，农村社会工作应当贯彻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关注城乡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协助农村弱势群体参与经济生活，助力各级政府落实社会政策，加强乡村社会联结，增强民众的多方面能力。最后，农村社会工作应当做好脱贫攻坚的衔接。乡村振兴旨在巩固脱贫成果、预防返贫风险。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时，应深入扎根基层，关注困弱群体，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与陪伴，回应群众需求，实现兜底保障。
“生活程度”是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问题
言心哲认为应当将“生活程度”作为乡村建设行动中的重要问题。“生活程度”是言心哲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使用的重要概念，用以展示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言心哲认为在当时的日常谈话与报章记载中，生活程度被误用为生活费用，他将生活程度聚焦于客观的生活状况，超越以金钱货币为基准的主观购买，从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的参考，亦可比较各地或各国之间的生活状况之优劣。他在对江苏省江宁县的实地调查中通过统计农民家庭人口、财产收入、生活费用（衣食住行等支出）等数据，对当地农村的生活程度进行研究。而“农村生活程度”是言心哲农村社会工作思想中的概念，关注农村的生活状况问题，即农村人民实际生活享受的情形，也被视作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目的与贡献。
“农村生活程度”这一概念关注的内容众多，不仅包括生活费用、购买力等经济层面的指标，还包括精神生活、娱乐生活、公共服务等，在理解农民生计的同时全面阐释了整个实际生活状况。言心哲认为一个社会的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可以从人民的生活程度高低看出来。他将社会工作看作改善人民生活、使其幸福安乐的重要方式。因此，当下农村社会工作也应当重视农村社会生活程度，不仅要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要灵活地关注乡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联通社会网络资源，全方位服务乡村居民。
农村组织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言心哲将农村组织视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认为可以依托专业社工机构，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重建。言心哲对于“组织”一词有两个层面的解释，一方面侧重动态形式，指联合人与人各种不同思想、意志的一种行为方式，如制度、系统；另一方面侧重具体的机关，指实际上形成的由具体人员参与其中运作的一种机构。言心哲还将农村组织视作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因素，认为组织健全可以使农村家庭自立互助，日常生活有序连接，农村社区劳资协调，制度完备，社会问题大大减少。为何农村组织具有如此大的功用？以农业生产为例，传统小农社会中，农民仅依靠个人或者家庭的劳动力安排即可基本满足自身需求。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变革，城乡差距扩大，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对立加剧，农村需要依靠集体协作劳动，从而满足更高、更新的社会交换需求，劳动分工也逐渐精细，人与人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居民间集体合作的加强形成了农村组织，组织的发展也促使农村快速发展，强化了城乡二元背景下农村的抗风险能力与面对市场竞争的议价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组织振兴是改变“三农”弱势状况的重要入手点，农村组织也是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动力系统之一。社会学在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方面有系统性和行动主体视角两个优势。一方面，社会工作须关注农民这一行动主体，推动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增强内生动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与产业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须注重农村社会基础的再生产，依托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培育和扶持具有专业性、自愿性、公益性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而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增强村庄凝聚力与村民认同感，从自治、法治、德治出发构建乡村和谐社区。
农村基层治理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言心哲始终充分重视“政治力量”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一生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明白了党的领导对于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在担任重庆实验救济院院长时，他面临着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粮食困难、书生从政不谙官场手段等诸多问题，最终只能选择辞职。这段经历带给他最大的感触便是一个良好政党领导国家的重要性。他在退休之后回忆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与旧社会，要推行富国利民的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新中国成立前，言心哲便指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社会生活的好坏要以一个地方的政治良否为断。新中国成立让他看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希望，他多次下乡参与土地改革工作，真正看到了中国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
因此，新时期农村社区的党建社会工作，应当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党建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党员带领农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居民自治组织参与民主协商，实现居民互助和社区公益。党建引领不仅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还激发了社工机构的活力，确保政策方针落实到基层，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农村社区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