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以来，社会翻译学已逐步发展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引入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活动，关注翻译行为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探讨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翻译研究界的热门话题。以此为基础，将社会翻译学引入社会学翻译实践与学术批评，不仅有助于深化社会学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也能在世界视野的观照下探寻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体特质和发展路径，进而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与以往的翻译研究不同，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文本转换乃至文化权力的深层角逐，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为一项文化产品，充分关注其动态生产过程，挖掘译者背后潜藏的生产机制，从而凸显翻译活动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参照翻译理论家米凯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在《建构翻译的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的说法，社会学路径下的翻译研究可划分为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和文化产品的社会学三种类型。可见，社会翻译学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致力于超越翻译研究中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将研究聚焦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的社会性上，呈现出体系性和动态化双重特征。
在共时性维度上，社会翻译学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多层次、网络化审视，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特征。从内容上看，社会翻译学不仅包括对语言和文本的社会性考察，也给予了行动者、文化语境、经济结构等超文本因素充分关注。这与其所借鉴的社会学理论本身的融合性和整体性直接相关。作为社会翻译学的重要理论支撑，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打开了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视野，既重视翻译系统内部的独立性特征，又以开放性眼光审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翻译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更是启示我们：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受到文化惯习和社会规则的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实施及翻译产品（即译本）的美学风格；与此同时，翻译还是文化资本的一种积累方式，对社会文化场域中的权力支配和力量对比产生影响，是文化场域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历时性维度上，社会翻译学将目光投向了翻译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对译前准备、作品翻译、译后传播等不同翻译阶段进行考察，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现象与翻译活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受认同，并被翻译研究界应用于学术实践。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翻译不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跨语际实践活动，更是作者、译者、读者、评论家等人类行动者和文本、文化产品、出版机构、翻译公司、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行动联结。追踪翻译网络建构过程中的行动者和转义者，发掘他们之间的动态关联，便能够系统呈现翻译活动的整体面貌，通过探讨翻译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拓展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归根结底，社会翻译学是将翻译看作一种社会行为，以历时或共时的翻译现象为对象，从社会需要、社会选择、社会操控、社会评价、社会传播、社会效果等角度出发，阐释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社会性因素，进而把握翻译对文化建构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社会翻译学几乎天然地与社会学翻译存在内在关联，对社会学翻译实践与学术批评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相较于文学翻译和其他应用翻译，社会学领域的学术翻译拥有更为明确的规范性和鲜明的共同体意识，这些客观标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背后的社会性因素。事实上，任何翻译产品都非文化真空地带的产物，社会学翻译同样如此，它的选题、实施、接受、传播等都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复杂演变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学翻译同样需要重视翻译的社会学视角。具体而言，社会学翻译的实施路径可从翻译实践和学术批评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在翻译实践环节要充分关注学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努力通过翻译呈现社会学理论背后的复杂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实践，学术生产既具有相对封闭、独立的社会学场域，又几乎天然地归属于特定文化场域，还受到其他社会场域的密切影响。因此，在译前准备和作品翻译阶段，译介者有必要以系统性眼光考量翻译对象的学术生产在源语国整体社会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既看到文化场域内部所涉及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赞助人等多重“行动者”对学术生产过程的操纵性，也要厘清其他社会子系统利用经济、政治、教育、外交等手段对学术场域所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而明确社会学理论话语在整体社会场域中的网络联结，在更加立体的坐标系中理解翻译对象。这可最大程度避免误译情况的产生，为更深层次的学术与文化交流奠定基础。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倡导的翻译网络建构才更有意义，翻译产品的“一本多译”也由此具有了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其次，在学术批评工作中须重视对翻译的过程性考察，尽量还原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情境。事实上，“社会学”（Sociology）这一术语及相关理论早在清末民初通过翻译进入中国时，就始终伴随着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翻译者的选择、诠释及中学与西学间的复杂关系。因此，社会学翻译批评不仅要以译者和译作为中心关注译前准备和作品翻译两个环节中的社会性因素，更要保持对受众的高度关注，对学术产品译后传播的方式方法、社会效果等相关内容进行动态化研究，特别是聚焦于理论翻译背后复杂的中外文化关系，以整体性视野考察“民族文化—翻译—世界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发性关联。归根结底，学术翻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翻译实现学术交流和文化互鉴，而世界文化的形成又是相关社会主体与非主体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以此为前提讨论民族文化间如何经由学术翻译实现交流互鉴，达到地域性和全球性、差异性和同一性的有机融合，既能够纵向理解中国文化的演进脉络，也可透过中外视角的横向比较探究中国理论的独特性，进而探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合理路径，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进来”提供现实参照，为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外学术交流与文化融通提供历史经验。
总之，社会翻译学对社会学的翻译实践与学术批评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仅规定了译者从事社会学翻译实践的基本方向，也有力扩展了社会学批评的深广度，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学术体系的观照下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本体特质和具体位置，还能为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间的交互融通提供可行的探索性方案。当然，社会翻译学自身尚存在一定的局限，中国的社会翻译学亦暂未突破西方现有的理论框架，在实践社会学路径的学术翻译的同时，中国学界更应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翻译学和社会学翻译体系。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现代汉译文学中的一本多译现象研究”（XJS210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