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因其内在的实践品格，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相互印证和促进的关系。面对“时代之问”，这种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加鲜明。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开始更多地关注重大的时代议题和新生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版图不再局限于纯学术领域，开始与社会政策相接洽。于中国社会学而言，这种趋势意味着逐渐走出了西方经典理论既定的立言背景和问题意识，而开始着眼于中国社会本身，致力于从中国的历史智识中去寻根探源，以“博古通今”的策略转换跳出“以西观我”的理论窠臼，并不断地将基于国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对策建议，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

　　就社会组织研究领域而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还是本土的社会学人都执着于沿用“国家与社会”这一发源于西方社会的分析框架来探究中国的社会组织。但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最终都只能悬浮于中国的社会组织之上，而难以洞穿其本真面貌，遑论洞悉未来局势、指导实践行动。事实上，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理念构想和顶层设计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实践迈向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崭新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必定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与理性化之路。它是切己的、扎根的，也是探索的、未知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验入手，一方面在学理上提炼新的概念，锻造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将新的知识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用以指导实践的拓展。简言之，也就是以经验为中介，链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实现三者的闭环运作。下面，我们不妨以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语境下的社会组织为例，来探讨将学术论题与政策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在西方学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兴起，相关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灾害救援、医疗救护等。自“9·11” 事件之后，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有关公共部门的危机管理以及反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领域。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国家危机管理的效果、危机管理的政策与立法以及技术性政策等议题。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有关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国际转向聚焦国内的过程。自2003年“非典”之后，公共卫生与健康、政府公共服务、弱势群体和社会保障等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议题，形成了一批具有理论和应用对策意义的成果。这些研究对公共危机进行了概念界定，明确了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对危机类型和特性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公共危机产生的诱因，并就如何构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展开了探讨。但总体而言，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讨论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主要局限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少，研究视域狭窄，制约了研究议题的拓展，降低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也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二是以政府危机管理为核心领域，以城市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忽视了其他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实际上依然秉持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割裂了主体间的有机关联，忽视了政府之外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从社会领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形成了巨大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因此，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如何充分动员各类主体的力量、调动海量社会资源以应对挑战，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也考验着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处于相对边缘和被动的位置，多数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未能真正主动并有效地激活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发挥治理主体的作用。但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物资紧缺、调度混乱等种种公共危机时，大量社会组织借助互联网平台，以微博、微信、网络直播平台、在线文档、开源平台等新媒体技术为动员窗口，将无数的偶然性联系汇集为有效的凝聚性力量，由一些公益人士率先发动并在短时间内即达成一定规模进而实现目标，将社会自我组织的机制激活而产生系统效应。他们在应急响应速度、物资调配效率、组织动员和协作能力等方面表现出色，涌现出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它们既体现了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力量积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责任和使命，也展现了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灵活性、专业性和高效性，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卓越贡献。

　　那么，面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时代课题，我们首先需要从理念上和路径上厘清一系列问题，如为什么需要建构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时如何与政府部门进行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组织效用最大化、社会组织如何利用大数据和新媒体技术开展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如何经由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寻找到一条自我成长之路。沿着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尝试着勾画出一个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齐头并进、互为支撑的路径图示。具体而言，在理论研究维度上，探寻契合中国国情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和模式，其中涉及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路径、社会动员方式的嬗变、网络动员机制的治理等若干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应用对策研究维度上，通过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动员机制和创新措施进行跟踪和剖析，多渠道搜集梳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可行路径，进而为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寻求社会组织自我生长之路提供对策建议，也可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上述粗浅的勾画借助一个具体的议题尝试着探索了一条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融合的可能路径。事实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远非如此简单、线性，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时代呼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借助这种融合，一方面，我们既可能克服学术的内卷化，跳脱出学术发展自身的路径依赖，还可能避免学术话语的空转，将抽象深刻的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对策话语；另一方面，我们的应用对策研究也会脱离朴素经验主义的直觉化操作，将社会政策建基于真正源自中国社会本身的知识和洞见之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动员机制研究”（20ASH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