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组织变迁及其有效治理，既是政策决策者和基层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近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了第十七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与会学者围绕“社会巨变中的组织现象”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组织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思考与展望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组织行为和组织制度，以及以组织为载体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模式不断对社会学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组织研究的成果不断积累、解释边界不断扩展，但需要进一步提炼分析概念、建构理论模型。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要自觉转向整体图景下的“有心抉择”。浙江大学耿曙运用“府际议价”框架研究了中国政府“任务目标”的设置，解释了基层政府为何负担过重。他指出，由于府际议价失灵，任务指标偏离实际，“压力型体制”由此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刘成斌认为，疫情中民众恐慌心理的形成是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个人经验失效与社会应对不力共同建构的结果，并由此指出危机治理的现代化应包含个体应激、社会应急、社会团结等方面。南开大学朱健刚发现，当下社区运行中存在“党领共治”的新型协调模式，一方面由党直接划定红线，明确红线所在的政治化逻辑；另一方面建立调整治理边界的行政化逻辑，在红线以外实现基层社会的多元共治。清华大学何晓斌从工作方式的角度考察创业活动对于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发现个体和私营创业活动都能够显著提升创业者的阶层认同，为理解阶层认同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工作“场域”决定的新视角。南开大学王庆明以中国首家破产企业为个案，揭示了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产权变革和职工分化的独特机制，发现改革初期的企业破产是国家因财政负担，借助市场竞争话语“甩包袱”的结果，是一种有选择的市场化过程。
北京大学刘世定作总体性评议，他认为这些研究符合“进入门槛有弹性、实证研究有空间、理论推进有潜力”的标准。针对上述发言中阐发出的问题，刘世定展望了组织社会学今后需要加强研究的五大议题。一是政府研究中的A型、H型、“用”型研究深化。A型表示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中央，往下多头管理，但在中间层级上又有横向管理，例如条块关系；H型表现为从某个层级来看是多线下来，但是中间有横向关联；“用”型则体现为跨越层级的特点，关注政府组织中多线的纵向结构与关联、层级中的多线聚合与制衡、跨层级联系。二是竞争特征（竞争目标、出局概率、竞争程度等）与组织运行。三是组织距离（技术沟通距离、在场互动距离、关系距离等）与组织关系。四是作为合约结构的组织、组织整合目标与非整合目标及其后果，由于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关注组织合约结构的多样性、整合目标的多样性、整合目标和非整合目标后果间的复杂关系等研究有待深化。五是治理的差别性匹配与相对优势边界。在社会互动特征和治理方式之间可能有不同的匹配，但后果不同，且任何具有相对优势的匹配方式都是有边界的。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治理思潮将发生某种变化，这一研究的价值将更加凸显。
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行为逻辑
中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科层结构，其行为既遵循科层制的逻辑，又受到环境的形塑。清华大学王红帅以绩效差距为主要视角，解释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设置行为，发现地级市在决定是否要进行目标加码时会受到长短期绩效差距、历史与同行绩效差距的影响。南开大学王智睿基于多案例比较发现，运动式环境治理本质上属于职责同构结构下的注意力强化与剧场政治现象，它呈现出中央的制度化努力与地方的运动式执行相交织的特征。武汉大学梁玉柱认为，官员冒险行为是个体主观建构、弹性制度提供的运作空间、国家主导的权力关系三者共同塑造、彼此支撑的结果。对冒险官员而言，问责风险因完成了直接上级的任务要求、政治认定，在政治上成为可接受的风险。但可接受的问责也蕴含着权责失衡、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危险。清华大学凌争基于控制权模型，结合属地管理下基层政府运作的条块关系，发现基层条块掌握的控制权呈现合作、单线、搁置、竞争四种模式，进而导致基层政府不同的治理行为。南京林业大学马超峰发现，脱贫攻坚中的条块结对能够整合资源、压缩科层结构，从而实现治理目标，但同时资源与权力的过密性可能使得村庄治理存在项目依赖与治理依附的过密化风险。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处理好政社关系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南京大学张政认为，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呈现出“雇主”和“家政工”的关系特征，由此提出“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的概念。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塑造了社会组织自主性受限的制度环境，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环境对社工机构的效率形成约束，导致组织形式发生转变。华东理工大学侯利文发现，社会组织通过对党建本土化方法的借用以及对自身专业性、创新性的强调，实现了专业社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的有效形塑和改变。吉林大学母艳春认为，社会机构与基层政府合作关系中蕴含着以“展示性”为核心特征的“印象绩效”和以“实务性”为核心特征的“服务绩效”的双重制度逻辑。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培志指出，当前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培育要开展形式灵活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同时基层社会治理相关主体要因地制宜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良好环境。
治理技术和场景的变化给国家治理带来新挑战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正强认为，在当前国家治理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情况下，信访制度的政治功能依然值得深入辨识，这也是理解“中国何以治”的重要制度支点。中国人民大学王强指出，技术治理能够使上级政府成为信息的优势方，但乡土社会信息的模糊性又导致了大量信息失真，由此产生技术刚性与基层组织柔性之间的张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妍对既有组织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进行归纳，发现个体权力的代表性、组织内地位的竞争性与个体社会关系的专属性会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向组织社会资本转化。浙江大学游晨认为，强化的数字生产能力可以为治理目标提供清晰的数字图景，但同时国家清晰性与社会模糊性之间的不平衡也为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个体被迫参与的社会风险试验，其中反映的各种组织现象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中山大学李学斌以一个社会服务组织为案例开展研究，发现组织风险与组织危机间是循环往复、互相转换的“连续统”关系。南开大学谭宏泽提出“理念社区”和“体验社区”的区分，并发现疫情中的社区治理模式表现为社区边界强化、理念社区对体验社区的覆盖和改造等特点。南开大学司文晶则从文化视角出发，审视疫情动员与防治中政府、媒体和民众所构筑出的公共话语，及其反映出的中国文化逻辑。
综上，本次研讨呈现出组织研究中的经典议题与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场景相结合的特色，很多研究者以丰富的田野资料为基础，从经验事实与经典理论的张力出发，阐发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未来组织社会学研究将进一步聚焦转型进程中的“组织问题”，在紧密连接理论与经验前提下，融合多学科视角，努力揭示中国组织变迁的实践逻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