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由此可见，“脱虚向实”已经取得了政策共识且将成为中国未来一定时期里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那么，“脱虚向实”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重新工业化的轨道呢？本文尝试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以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为主线，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立足实体经济的发展理念，并思考其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

　　特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种样态，即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以及服务业时代。在服务业主导的第三次浪潮中，知识生产尤其是专业知识生产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越发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成为次要的了”。知识经济成为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依赖有形资本积累完全不同，它是以知识（信息）为主要资源，通过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加工、转化，形成社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如果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那么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构成的”：一是经济结构从产品生产产业转向服务性产业；二是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掌握社会支配权力；三是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具有中心地位，“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德鲁克认为，在知识社会里，知识管理成为中心活动，知识的生产与运用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动力。由此分化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即掌握专门知识的社会群体——“知识工作者”。

　　在现实世界，与知识社会的到来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社会的逝去。换言之，一个国家踏上知识社会的轨道也就意味着国家去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这种去工业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在工业社会，工业企业是主要的社会落脚点，“轴心是围绕机器生产来组织劳动的社会等级制”。而它转向知识社会最直观的表现是传统产业工人阶层衰落，而“新中间阶层”兴起：技术人员、白领雇员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他们依托其专业知识对资产阶级的支配权力造成了冲击，成为新的“真正的权力”掌握者。二是在工业结构上，知识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构成中，资本、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的重要性下降，知识成为核心资源，生产力创造的基础从货物生产转向了高技能、高技术的服务。知识社会中，知识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去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不断下降，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美国GDP为21.43万亿美元，服务业贡献其中的81%，为17.36万亿。而广义工业创造的GDP为3.9万亿美元，制造业创造的GDP约为2.36万亿美元，制造业的产值只有服务业的13.6%，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1%。这对美国的工业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去工业化的涓滴效应

　　根据蒂姆·哈特泽尔等人对美国去工业化战略的分析，他们认为，持续的去工业化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知识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改变了封闭、保守的工业经济传统，知识的开放性流动成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促使了美国产业政策和企业生产战略的巨大转型：保留高人力资本、高技能依赖的研发和服务型岗位，剥离“低技能”的生产型岗位，成为其进入知识社会后的主要产业政策导向，全球分布式离岸生产模式也随之成为美国工业资本实现资本转移的策略选择。

　　具体而言，去工业化战略虽然可以帮助美国较为有效地应对传统工会组织的刁难，但其产生的所谓涓滴效应，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削弱了美国工业的创新能力。去工业化事实上就是剥离工业生产，由于研发设计与生产的分离，使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缺乏必要的互动反馈，这极大压缩了产品改进的可能性，增加了新产品开发的难度，进而削弱了美国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二，职业技能和工作信念逐渐被瓦解侵蚀。由于实体经济岗位的消失，年轻人对实体工作技能的兴趣在下降，缺乏学习和接受培训的动机。追求弹性灵活的工作类型或者申请福利救济的社会态度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这是去工业化战略的社会代价。第三，催生了社会瓦解的风险。去工业化战略下，工厂陆续关门，大量失业人员出现。系统性失业和依赖政府救助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社会不平等的两极化趋势进一步强化。知识占有的断层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化，高技能、高收入的技术精英与技术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可怕威胁来自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个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大峡谷一样深的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

　　工业社会的再思考与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成功证明了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巨大创造力。但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知识爆炸与知识社会膨胀所带来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美国去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传统发展理论所判断的所谓“成熟的去工业化”模式仿佛并没有奏效。知识社会与去工业化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过度去工业化导致经济基础的虚化，增加了社会瓦解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很多研究证明，去工业化存在着过早和过度的双重情况，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黄群慧称之为“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去工业化实质上被人为地简化为去生产化，因为这些环节被认为是低端的，这和美国去工业化初期惊人类似。事实上，制造业链条精细化分工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工序上或许有高端低端之分，而产业之间所谓的高端和低端区分是有违事实的。因此，重新审视知识社会及其背后的去工业化战略，在发展理念上抛弃“重研发轻生产”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将弘扬“科学精神”与倡导“工匠精神”并重，强调高质量研发和高效率生产的双轮驱动，对于我国推进“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愿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